飞机的轰鸣与炮火的嘶吼在北平城上空交织，而有一群人正做着与硝烟“格格不入”的事：他们戴着白手套，将易碎的瓷器小心翼翼地裹进棉絮，把卷着的古画平展放入木箱，用毛笔在箱角细细标注“慎勿倒置”。李守义的《国宝播迁：抗战时期北平文物迁移纪实》，就从这样一个个具体的动作切入，带我们重回那段文物在烽火中“摆渡”的岁月。
作者翻遍了故宫博物院的档案库、北平图书馆的旧信函，甚至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民国报纸边角里，打捞起文物迁移的细节。你能看到，1933年的那个冬日，故宫人在太和殿前清点文物，铜缸上的积雪簌簌落在登记册上；也能读到，古物陈列所的老馆员为了给一尊唐三彩俑找合适的包装箱，跑遍了北平城的木器行，最后用旧棉被和麻绳，做出了最“笨拙”却最安全的保护。这些细节像细密的针脚，把文物南迁的宏大命题，缝进了一个个具体的生命体验里。
最动人的是那些“人”的故事。有位叫梁廷炜的年轻馆员，负责押运一批宋瓷南迁。火车行经徐州时遭遇空袭，他死死抱住装有汝窑青瓷的木箱，趴在地上，直到炸弹的气浪把他掀翻，木箱却奇迹般没受损伤。还有北平图书馆的老馆长袁同礼，为了把《赵城金藏》等孤本运到后方，硬是和日军周旋了3个月，用“更换馆藏编号”“分装到市民家中暂存”等法子，让珍贵典籍从日军的眼皮底下“消失”。这些人不是战场杀敌的英雄，却在另一条战线上，用算盘、毛笔和木箱，与侵略者进行着无声的较量。
在故宫文物南迁的队伍里，还有位叫那志良的先生，他跟着文物一路辗转。有次运输车队在秦岭遇上下大雪，道路结冰打滑，货车随时可能坠崖。那志良带着几个馆员，硬是用铁锹铲雪、往路面铺稻草，一步步把载着国宝的车“哄”过了险坡。夜里宿在山民的破屋里，大家围着篝火，看着窗外的风雪，没人抱怨，反倒讨论起箱中文物的年代与工艺，仿佛那些国宝能给他们无穷的力量。
作者笔下的文物南迁，从不是单向的“逃离”，更像是一场文明的“摆渡”。文物从北平的宫殿、坛庙中迁出，先到上海，再辗转运往南京、重庆，一路走走停停，却始终在中国人的掌心传递。在运输途中，只要有片刻安稳，文博人们就会找个祠堂或会馆，把文物开箱晾晒、检查品相。有张老照片里，几位馆员在重庆北碚的农家院坝里，围着一堆古籍席地而坐，阳光透过桐树叶洒在书页上，旁边还放着没吃完的糙米饭——那场景，像极了古人“敬惜字纸”的传统，在战火里被重新续写。
更难得的是，书里还道尽了文物南迁的“苦与愧”。南迁的文物中，有一部分暂存于上海租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强行接管。馆员们隔着铁丝网，看着日军用刺刀撬开木箱，把宋画、青铜器搬上卡车，那种无力感，比战火更灼人。还有运到重庆的文物，因空袭被迫转移到乡下山洞，潮气让一些古籍生了霉斑，漆器也出现了裂纹。文博人们在日记里写：“每见一器受损，心如刀割，只恨不能以身代之。”这种对文物的珍视，早已超越了职业本分，成了对文明根脉的守护执念。
北平的文物南迁，不是简单的物理位移，而是在民族危亡时，先辈们用肩膀扛起来的文明火种传递。就像书中引用的一封南迁馆员家书里写的：“这些坛坛罐罐，装的是千年的日月，我们多护得一件，子孙后代就能多看见一分祖宗的模样。”在炮火纷飞的年代，这份“看见”的执念，成了中国人心里最硬的骨头，撑着文明的船，渡过了最黑暗的河段。
□王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