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的书桌上总放着两样东西：一盏绘着北宋山水画的青瓷台灯和一架用得有些掉漆的老地球仪。这位患先天性肌肉萎缩的史学大家，研究过许多古老文明，但在90多岁接受采访时说到动情处，他不禁潸然泪下：“我这一生最放不下的，还是长江黄河的走向。”
1930年，许倬云出生在江南一个读书人家。7岁那年，他第一次清楚地记得，太湖上出现了日本军舰，他趴在父亲肩头，父亲冰凉的眼泪流进了他的衣领。抗战爆发后，他们全家向西逃难。父亲就用扁担挑着书和残疾的他，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在重庆躲避轰炸的防空洞里，父亲教他念那句“位卑未敢忘忧国”，常常把杜甫的诗句写在随手找到的烟盒纸上，这种经历深深影响了他。后来，许倬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书，坚持用繁体字给大陆的学者们邮寄历史资料，每份包裹里，都夹着他亲笔写的读书笔记。
上世纪80年代，许倬云参与编写著名的《剑桥中国史》。他特别提出要增加关于中国古代科技与社会变化的内容。当时有外国学者质疑中国缺乏科学传统，他就坐着轮椅去图书馆，一页页核对明代科技著作《天工开物》的外文译本，用书里记载的比欧洲早两百年的冶铁技术图，有力地回应了质疑。支撑他这样做的信念，很早就写在他的随身日记里：“要让世界看到中华文明的创造力，不只是那些摆在博物馆里的古老物件。”
许倬云心里的家国，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他在《说中国》这本书里，专门研究过“百姓”这个词的由来。他说，短短的两个字，不是简单的词语组合，而是体现了不同族群共同生活的古老智慧。秉承着这种旨义，他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化身为切身的行动：90高龄时，仍然每年出钱资助山西省、甘肃省的乡村教师到台湾省学习交流。2018年，一位乡村老师带来学生们做的陶俑照片，他一眼认出那是模仿北齐时期墓葬风格制成的陶器，为此，特意录了两个小时的视频加以讲解。末了，他特意叮嘱老师：“告诉孩子们，这些陶俑里的胡人乐师，证明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能欣赏不同的文化了。”
走进许倬云的家，玄关处挂着一幅学生送的刺绣地图。长江黄河用金线绣出，沿岸重要的考古发现地点缀着银星。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挂世界地图？老先生扶着轮椅，笑着回答：“书房有地球仪就够了。这幅图挂在进门的地方，是想提醒自己——每次出门前，都别忘了‘回家’。”这份深沉的情感，大概就像他常说的：“家国不在那些宏大的故事里，它就藏在文明一代代传递的血脉中。”2024年春天，他把一生收藏的书籍都捐给了北京大学，特别要求在每本书的扉页盖一枚小小的印章，上面刻着“江河万古”四个字。这印文取自他喜爱的诗句，其中“古”字特意刻成了古老的甲骨文模样。这或许是这位历史学家留给未来的一个密码，讲述着什么是永恒，什么又在变化中传承。
许倬云先生的一生，就像那盏映照着北宋山水的青灯，照亮着历史长河，也温暖着人心。他心中的家国，并非遥不可及的宏大叙事，而是融于日常的点滴：是父亲肩头的温度，是烟盒纸上杜甫的诗句，是寄往故土的一页页笔记，是为乡村教师讲解陶俑时眼里的光。那颗“江河万古”的印章，是他留给未来最简单也最深沉的寄语。它无声地诉说：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源自长江黄河、深植于血脉中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责任，如同古老河床中奔流的河水，始终在汩汩流淌中，默默滋养着一代代中国人。
□刘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