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世界寻找敦煌》
作者：荣新江
版本：中华书局
2024年5月
散落在十多个国家、五十多处的敦煌文物虽天各一方，但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信念，却会将这些流散的碎片一一找寻、拼合。荣新江的《满世界寻找敦煌》讲述了作者在四十年敦煌学研究生涯中，如何寻找敦煌文物的故事。从奔赴伦敦初窥敦煌宝藏，到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中的收获；从在东柏林偶遇《弥勒会见记》，到在日本静嘉堂文库发现的惊喜。在全世界搜寻敦煌文书的过程，不仅是一部敦煌文物的流散史，也是一部敦煌学的聚合与回归的历史。
《文学三篇》
作者：洪涛
版本：上海三联书店 2024年6月
在《文学三篇》中，政治学者洪涛用哲学的锐利发现了现代小说中一条草蛇灰线般的理路：近代以来那些伟大文学作品似乎有着相同的关怀，即在现代性与科学无可置疑的正当性之下，找到属于个体的反抗与质疑。当曾经属于自由人的精神世界坍塌，以历史理性和科技的名义展开的世界逐渐试图把每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收编，文学展现了自己柔弱的力量。洪涛在鲁迅、卡夫卡和奥威尔的作品中找到了属于文学的这一质地，也看到了连接人类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某种宿命般的无力，也试图找到人类抵抗“进步”的勇气与属于文学的纯粹。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
作者：王汎森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8月
新文化运动之后，一场对于先秦、秦汉史料真实性的论争迎来高峰，这就是著名的“古史辨运动”。顾颉刚等史家试图推翻儒家经典的古史叙事，提出中国古史由“有意伪造”的“层累”造成。历史学者王汎森的这部代表作对这一极为重要的思想史事件进行了深入考辨。本书着重指出了晚清今文家发挥的巨大作用。康有为、崔适等人的疑古活动虽发端于尊孔卫道之意图，其精神却最终被更为强烈的反传统运动继承，成为点燃古史辨运动重要的思想火药。这一独到的发现不仅丰富了古史辨运动兴起的历史解释，更呈现出思想史的复杂性。
《人类新史》
作者：（美）大卫·格雷伯
（英）大卫·温格罗
译者：张帆 张雨欣
版本：后浪|九州出版社
2024年9月
本书是著名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的遗作，由他与英国考古学者大卫·温格罗共同完成。一直以来，人们对于人类社会演化过程的理解高度同质化：从人人平等的狩猎采集小族群到现代民族国家，依次历经“农业革命”“城市革命”“国家起源”。本书根据考古学成果，对经典的人类起源叙事提出质疑。原始人之间的关系未必残酷如霍布斯所言是“一切人同一切人之间的战争”，而是有自己特殊的相互照料的形式。远古人类的贸易与迁徙也并不只因为了商品的流通，而可能因为赌博或是寻找梦境。《人类新史》提出了看待人类历史的多元可能性，也为我们想象人类未来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康熙的红票》
作者：孙立天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24年3月
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张康熙皇帝1716年发去欧洲的谕令，内容是寻找他派去罗马多年却杳无音讯的洋钦差。这份朱红色的谕令史称“红票”，因正史中缺乏记载，其来历成谜。历史学者孙立天“迎难而上”，精读中西文献，细致地考证挖掘了“红票”背后一系列重要的历史问题。本书不仅在诸如清初历狱、雍正禁教、中西礼仪之争等问题上，均提出了原创性的见解，也对流传已久的“朝贡体系”“文明冲突”等历史观念提出了挑战。
《从熊口归来》
作者：（法）娜斯塔西娅·马丁
译者：袁筱一
版本：光启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5月
这是一部灵动轻盈的人类学写作。2015年夏天，法国人类学家娜斯塔西娅·马丁在独自前往堪察加半岛做田野时，被一头熊咬去了半边颌骨，劫后余生。辗转多所医院、经历反复的手术与漫长的康复期后，她迎来了某种新生，“半人半熊”的新生。在这本书中，她记录下“熊吻”事件之后，她所走过的一整个秋冬春夏。这场奇遇提供了一次重新看待自我存在与周遭世界的契机。当人与自然的边界消失，看似普通的人脸之下同时寄居不同的存在形式，单维度的“身份”被全然推翻，我们又会如何觉察所谓的生命与文明？人类学或许能再一次带我们抵达这些未知之地。
《漫长的调查：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
作者：萧易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8月
尽管这场调查的时间只有173天，但漫长得却像横跨了数十代人的时光。调查的对象是西南川康两省千百年来留存的古迹建筑，调查者则是在战火中开创中国建筑史这一新生学科的第一代建筑学者们。梁思成、莫宗江、刘敦桢，点数这些名字，翻看他们拍摄的照片与调查笔记，沿着他们的足迹重走80多年前的路，正是萧易在《漫长的调查》用笔记录下的那场时空行旅。书中当年营造学社的调查者们面对的是即将消失的古老陈迹，如今萧易眼中所见的却已成了岁月中迸散的空虚——消失是注定的命运，书中那些调查照片中的光影，那些绘图笔记中的文字，成为了今天证明它们曾经存在的唯一证据。
《群众：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书写与想象》
作者：肖铁
译者：肖铁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6月
汉语中一直有关于无名之“众”的说法，但直到20世纪上半叶，“群众”才成为书写的对象。但“群众”指的是谁？在这本书中，作者聚焦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小说、哲学、诗歌与心理学文本，关注的不是群众的社会构成，也不是群众运动的动员机制，而是彼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言说“群众”。这背后反映的实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以科学、文化或意识形态之名，言说各自的激情与焦虑。这种既期望融入集体，又希冀保存自我的矛盾，一直是知识分子与群众关系的主线之一。而该书也在历史的纵深中揭示了这对关系的另一种可能性，即每个人如何通过自我批判来改造群众，这曾是二十世纪群众政治的一大核心问题。
《性别打结》
作者：（美）艾伦·约翰逊
译者：杨晓琼
版本：见识城邦|中信出版社
2024年10月
这是一部在英文世界早已被广泛阅读和谈论的性别社会学作品。全书从男性视角深入了父权制的毛细血管，将自己作为方法剖析一个白人中产异性恋男性在日常生活中所能感知到的种种特权。在作者看来，男性承担责任最重要的阻碍在于他们不愿意让自己被内疚和羞愧淹没。即便这之中有人试图改变，也会被困在个人主义的世界模型中，难以厘清个人和社会系统间的关系。同时该书还阐释了父权制从来不只是两性之间的议题，它在更深层次上纵容的是一种将支配与控制当成目的本身的逻辑。从这个意义而言，关注所有特权和压迫形式，并尝试不断削弱它们就会成为共同的前进方向。
《正当法律程序的早期发展》
作者：徐震宇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24年3月
在今天任何一种公共讨论中，程序正义与权利的话语都不可能缺席。然而，当我们自以为现代国家的法治观念是一种“天然之理”时，却又不能忘记这些机制偶然形成于历史中，其背后的争论与妥协依旧需要追寻其历史。本书从中世纪的历史中追寻了法治原则的起源和流变，而得出的结论却并非是形而上的或者乐观的——今天无可或缺的权利与正当性话语，在起初却是观念与利益纷争时，妥协与搁置争议的结果，权利话语不能实现一个期许中的美丽世界，却保证了异端存在与争辩的理由。这种曾经为了抑制彼此敌意的妥协之策，却成为了奠基现代政治与法治最重要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