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化守护人孙勐，1979年12月出生，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曾先后参加过金代皇家陵寝、圆明园等的考古发掘。2016年开始负责通州区路县故城遗址考古工作。2017年4月，路县故城遗址荣获“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他所编写的《盛世调吉水 古都遗博珍：南水北调中期一线工程北京段出土文物》获北京市南水北调工程优秀成果二等奖，《北京考古史·元代卷》获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通州考古工作站位于兆善大街附近，周边一栋栋崭新建筑正拔地而起，却与在此工作多年的孙勐没能形成强关联。孙勐忙碌在通州的历史光影里，“活”在刘邦、王莽、刘秀的年代，确切地说，他的目光，始终锁定在“路县故城”。
今年是路县故城遗址考古项目进行的第九年，2016年，城市副中心建设前期考古勘探时发现了西汉古城遗址，通州的建城史由此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考古研究工作同年启动，孙勐常驻通州。
路县考古中发现的文物，不像诸侯帝王陵寝勘探那般闪耀吸睛，很多是挺“生活”的发现，但在孙勐看来，“文物没有高低之分，越普通的东西，越能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真实生活。”
路县故城遗址公园二期年底完工，会与园内博物馆同步开放，将结合考古现场，打造成公众全过程参与考古的遗址公园。这座曾活跃在两汉时期的古城，穿过两千年历史尘烟，再次被公众看见与感知。孙勐觉得，那是副中心城市文化的“根与魂”。
找城墙
孙勐被晒得很黑，那是长期露天工作的标志，他右手臂上有如鱼鳞般脱皮的痕迹，晒伤刚刚痊愈。7月份北京最热的时候，他在考古工地上发掘，总爱备着藿香正气水，辛辣的口感，能让自己舒缓一些。
从考古工作站出来，穿过一大片空地，再向前走七八百米，远远地看到土黄色的城墙矗立，“穿过这个城墙，就是路县故城的城内。”这个点位对孙勐很重要，8年多以前刚到路县故城的时候，他面临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找城墙”。
路县故城位于通州区潞城镇古城村，是目前所知通州地区最早且唯一的秦汉时期城池。如今考古勘探的城址，就是两汉时期路（潞）县的遗存。
“大家都知道，这片范围内有个古城，可具体在哪儿，谁也不知道，因为整座城都埋在地下。”城墙是确定古城位置最基本的标志。
2016年7月，孙勐作为路县故城考古项目负责人，正式进入路县故城考古工作站。那时，路县故城上的古城村刚刚搬走，工地上覆盖着大量建筑、生活垃圾。孙勐等人艰难拨开杂物，用手中的洛阳铲，一点点探进土层，寻找城墙的夯土遗迹。考古清理工作没用机械，全靠人工，遇到洛阳铲探不下去的地方，他们就换个位置再探。如此反复，经过两三天，终于在东面找到一段南北走向的城墙。
“找到两面墙后，南城墙和西城墙的勘探就顺利多了，最终让四面城墙闭合就可以。”孙勐说。至此，深埋于地下的路县故城轮廓终于浮现。
大遗址
城墙找到了，边长近600米，光城址本体就相当于142个足球场，这还不算城外遗址区与墓葬区，这是一个真正的“大遗址”。北京通州发现了一座典型的汉代中等城池，孙勐为此松了一口气。
咨询了专家意见后，孙勐又带领队伍着手开始寻找城的其他必要附件——城壕、护城河、汉代人类活动层。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城的年代、形制终于大体确定。一年多的时间，孙勐等人共勘探122万平方米，发掘4万余平方米，发现了汉代路县故城城址及其周边的墓葬群，填补了汉代县级城址考古的学术空白。
2017年，“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项目从25个终评项目中成功入选。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核心区，能够进行这么大规模的考古，而且能把原址整体保护下来，对以后北京甚至全国的考古工作，都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孙勐说。
新京报记者 展圣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