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是一个古今中西各类思潮交汇碰撞的时代。出于对中国出路何在的探索与实践，不少政治与文化团体基于各自的思考，往往会进行颇为激烈，甚至带有不少决绝色彩的思想与实践斗争。因此，探讨近代以来政学精英的关系与交往，往往不能仅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熟悉或不熟悉层面，而需从他们各自服膺并追寻的思想主张与政治道路入手，探讨其在历史变局中的学行历程。但是即便如此，对于成长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政学人士来说，还是能够看出时代对他们造成的比较明显的思想印记。曾经广泛阅读梁启超在清末的论著，就是这种思想印记的主要体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毛泽东就说，他在青年时期非常喜欢阅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里面的许多文章甚至可以背诵出来。1911年，眼见革命思潮越发汹涌，毛泽东一度认为在未来的共和政府中，应由梁启超担任外交部长，其师康有为担任国务总理。而早在清末，黄遵宪就对梁启超说，后者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下笔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也。”
为什么会这样？
学者与时代
史家吕思勉曾这样分析学术、学者与时代的关系：
所谓学者，在中国这么大而文化又这么古的国土里，每一个时代之中，实在都不会少。不过纯粹的学者，是不会被大众所知道的。大众之所以知道，大概是和社会、政治有些关系的，而尤其是变动之际……就因为此，受人注目的学者，论其实，亦是时代使然。必时代在变迁之中，才有议论可发，而且所发的议论，往往是划时代的，至少是异军苍头特起。这种议论，在这个时代中，亦必有若干人，怀抱着相同的意见，不过或引而未发，或发而未畅，或虽畅发之，而未能发生大影响，以致负盛名而为大众注目的，不过一二人。
在近代中国，梁启超无疑就是具有这样特征的人。从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他的学问深度或许不及同时代的章太炎，他对西学的专门译介之功或许不及严复，他对传统经学的推陈出新或许不及刘师培与廖平，他在政治实践中的成绩更是着实有限。但由于他具有极为敏锐的时代感，往往能捕捉到大多数中国人所共同关心的话题，从门类繁多的近代知识体系里抓到那些最有助于唤起中国人救亡图存与自立自强之念的内容，并运用广博的知识、流畅的文风，向国人介绍中国所面临的内外形势与困境，向当时基本上还是以中国传统学术作为主要知识载体的读书人普及经由明治时代日本学者译介的近代西方学说，凡此种种，使梁启超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中的重要人物。
梁启超在清末民初不但积极介绍新知，分析天下大势，而且还在不少论著里讨论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逐渐被卷入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面对西方列强政治、军事与经济上的巨大冲击，不但中国的国势越发衰微，而且中华文明也遇到亘古未有的危机。其主要表现形式即先前大体上行之有效的一整套学术话语、价值观念、伦理规范、政治制度、经济生产方式难以应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冲击，难以维系社会的基本稳定。中华文明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衔接关系与配合机制出现明显裂痕。具体到学术领域，不少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传统的儒学话语不能全面准确地解释鸦片战争以来的世变，难以为愈发严峻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危机提供良好的应对之道。如果说从汉代以来，儒学内部虽然各有差异，但总体而言还能为社会伦理规范建立学理支撑、为政治经济制度进行合法性论证、为纷至沓来的政情军情提供对策参考、为作为社会主导力量的士绅阶层树立立身处世准则，那么从晚清开始，儒学的这些功能越来越难以奏效。在此背景下，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寻找新的思想学术资源，力图建设能够有效应对世变的学术话语体系。
虽然总有论者强调今日的学术研究和过去的所谓“学统”相断绝，但实际上由于所谓“中西古今”之辨是贯穿现代中国的大问题，是那些具有原创性的学术研究必须要面对之物，所以现代中国的学术发展从问题意识到基本方法，虽然表面上 所使用的名词或话语在不同时期各有不同，但从本质上看却自有其一以贯之之处。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学术史，某种程度上既是在论古，又是在思今。此外，研究前辈学者的学思历程，其实也是在观照、反思我们这个时代自身的学术行为，越能细致、完整地呈现近代中国学术的状况，就越能引发人们思考自身的学术理想与治学方式，推动整个学术研究的良性发展。这或许就是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最主要的现实意义，也是相关研究成果广受关注的重要原因。
调适与塑造
《文字奇功：梁启超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诠释》，从书名就能看出，这本书主要讨论的是梁启超如何在近代变局下解读、阐释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他的这些诠释运用了哪些近代学术资源、体现了怎样的时代关切，具体内容涉及梁启超对铸造“国魂”的热望、对宋明理学与墨子学说的新解读、对康德哲学的认识与理解、对新史学及其文化意义的探讨、对宗教与迷信问题的思考等。在本书的导论里，作者揭示审视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文化实践的视角：
首先，我们不宜将梁启超一生在学术上与思想上努力的成果视为肤浅、驳杂而不够深刻的，我认为梁启超的学术思想表现出他个人的学术风格以及前后的一贯性，他是一位既博学又敏锐的思想家。其二，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有内在的关联，这是源于中国“学术与政治一以贯之”的传统。因此把学术与政治割裂开来，是不能正确地评价梁启超的。笔者认为梁启超学术思想的核心旨趣可以归结到“铸造国魂”的政治与文化理想上，他强调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具有其独特性及崇高的价值，即使在列强的威逼下，“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
这两个视角，尤其是第二点，有着极强的方法论意义。纵观人类文明史，一种具有理论深度与解释广度的“学术”，必然有着自觉且成熟政治意识，必然不会逃避对于何谓良好政治秩序与公共生活的思考。而一种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政治”，也必然不会仅止于阴谋与权术层面的纵横捭阖，而是在政治实践中体现着一定的思想与理论根源。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参与彼时学术论争的知识分子不是在晚近的“纯学术”规训下进行活动的，其学术论著也不是如今日一般沦为拼绩效的工具或混带有垄断性、依附性与封建性特征的学术圈的敲门砖，而是将学术探索与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思考紧密结合，这使得那一时期经典的学术论著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与思想性，其所揭示的学术命题往往能触及这个时代的基本脉动。
本书基本上就是从这样的问题意识入手来分析梁启超的学术思想。根据中国近代思想史进程中“转化”与“调适”两种不同的思想路径，作者指出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在处理中西文化问题上具有“调适”的特点：
他们也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缺失，却希望从传统之中去芜存菁，融入西方文化的优点，走出一条再造文明的路。
从晚清到“五四”，调适型知识分子都以会通精神来阐释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中国传统所具有的价值，也坚持中国必定不会亡的信念，然而其论证的基础却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在晚清主要是以“国民”来铸造“国魂”；至“五四”前后则强调“国性”“国粹”“立国精神”与“民族精神”。换言之，前者可以说是“政治民族主义”，后者则是“文化民族主义”。不过这两者只是侧重点上的区别，并非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
在“调适型”知识分子谱系里，梁启超无疑位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清末，梁启超目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不断加剧，中国处在已经进入“民族帝国主义”阶段的东西列强的环伺之中，呼吁要想实现振衰起微，需要培养具有现代政治意识与独立品格的国民。而在梁启超的国民论述里，中国传统其实并非负面存在，而是有着能够促进、丰富国民论述，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魂”的可能性。通过对梁启超相关文献的仔细爬梳，作者指出：
那么中国所需要铸造的“国魂”是否全由西方与日本引进呢？任公以为不然。诚如上述，在他看来，中国所需要的爱国精神就是屈原与墨子的精神，而武士道在中国也有悠久的传统……由此可见，任公借国民观念而铸造的“中国魂”，其中包含了来自西方（与日本）的文明精神，同时也包含了中国固有的精神资源，而两者之间可以相辅相成。
基于此，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进行了不少新的解读。他将这种“调适型”思维方式运用到对宋明理学的诠释之中。他视王阳明的学说为塑造“新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重新解释了“公德”与“私德”的关系，使宋明理学所强调的“修齐治平”一以贯之具备了贴近现代政治道德的新面貌。根据这些考察，作者认为：
梁启超一方面固然在某种程度上离开了儒家传统，接受源于西方有关国家、国民的新观念；但是另一方面，在1903年之后，梁任公思想与传统之间仍然有很强的连续性，此一连续性又和他的“淬砺采补”“继往开来”之精神是相贯通的。
史学与世变
而从梁启超对王阳明学说的诠释，可以看到梁氏心目中对于中西文化关系理想状态的认识：
梁任公对儒家思想的看法，不能视为是“工具性”的……梁任公在清末转向“称颂王学”的历史意义在于，他一方面从一个西方的视角来回观传统，对传统做出“现代诠释”；另一方面，他又企图依赖传统的精神资源来会通中西，以建立现代国家、现代国民所需要的道德基础。
晚清以来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诸子学复兴。梁启超是这一学术潮流的主要参与者。正如近代诸子学研究史上的大多数论者一样，梁启超在审视先秦诸子著作时，同样常以近代西方学术作为重要理论参考，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用后者来解读先秦诸子。从“求是”的意义而言，这样做或许不无弊病存焉，但梁启超的相关解读，却凸显出颇值得关注的思想史意义。作者认为，梁启超在清末对墨子学说的解读体现出他对于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取舍：“他（梁启超）不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或国家至上主义者，也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而是重视群己之间的互动与平衡，有一点类似西方强调个人与群体之间相联系的‘社群主义者’。从此角度才能了解梁启超思想的复杂性与巧妙性”。而梁启超晚年对于墨子思想的新解读，包括与胡适所进行的思想论辩，同样折射出梁氏对中国文化未来建设的关切与展望：
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论墨的中心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他主要关怀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未来应有的文化特质及其传统根源，而不那么强调清末时从政治角度对国家与国民所做的想象。具体来说有以下三项：社会生活之中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应该如何安排，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应该如何调和，以及宗教与科学、人生应有何种的关系等。这些在20世纪20年代时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所关心的论题，与后来所爆发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有直接的关系。
史学往往与世变相伴而行。一位成熟的历史学家，不会忽视周遭局势的变动，不会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无动于衷，不会将一头扎进故纸堆里寻章摘句、大搞繁琐考据视为治史的唯一要义。时代的变动往往能激发他们从新的角度去思考历史问题，他们的思考也总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和家国兴衰、生民休戚、世运良莠联系起来。梁启超长期以来以史家自诩，希望构建出符合现代中国发展道路的“新史学”。对于梁启超的史学成就，张荫麟说：“任公于学，所造最深者唯史”。其史论“置之于世界史著之林，以质而不以量言，若吉朋，麦可来，格林，威尔斯辈，皆瞠乎后矣”。而不同于以往论者多从“开新”的角度分析梁启超史学思想，作者着眼于“梁任公与中国佛学及儒家传统的关联性来说明他所建立的中国现代史学及其延展，不仅是引进西方观念，也是将西方思想与传统学术融合在一起”。梁启超晚年的史学论著，凸显出他希望借思考历史发展动力、人的“心力”对历史的影响、不同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与因缘、历史与科学之间能否画上等号等问题，来思考中国文化的特质与前景，彰显中国文化不可磨灭的价值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的史学主张就有了颇为重要的思想意义：
梁任公不但在引介西方理论方面跨出重要的一步，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活动也行构了近代中国批判西方文化的一个传统。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仅注意到梁任公的史学思想，更应整体考量他的学术思想。梁任公不但对西方科学实证主义不满，也不赞成西方围绕着上帝的形而上学传统。他甚至批评（也带有一部分的误解）康德乃至新康德学派的先验哲学。梁任公企图结合古今中外的理论，特别是根植于儒家与佛教的精神遗产，为国人打造一个统合性的观点，来面对历史、宇宙与人生。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不但在“义理”层面胜义极多，而且在研究过程中极为严谨，广泛运用中英日三种语言的文献史料，并且有着颇为细致的考证与分析，呈现相关史事的曲折与繁复，并展现了梁启超与同时代不同派别知识分子之间的论辩与互动，于广阔的历史图景中彰显梁氏的“文字奇功”，使思想史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历史属性”基础上。通过这些个案的讨论，作者指出梁启超在近代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下思考中国学术思想问题，其核心意愿即在于“打造一个既具有中国精神特色，又融合现代文明的新国家”。而他关于个人与社会、国家与国民、科学与宗教、精神与物质、进步与保守等问题的探索，尤其值得今天的人们予以重视。而梁氏的“调适”精神，意在强调“任何先进的学说与制度，必须与本国的实际状况相结合，才能发生效力。同时，任何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必须在国家、人民的实际生活中有一个酝酿、发展的过程，才能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结合在一起”。这一点更是人们思考近代以来的历史问题时不容忽视的视角与路径。
文字何以收奇功
走笔至此，似乎可以回答本文的标题——“文字何以收奇功”了。梁启超一生的思想历程，虽然不同时段有不同的侧重，但总体而言，皆是在关系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建设问题。这既是他不断汲取新知的最主要动力，也是他不惜毅然“与昨日之我”诀别的勇气来源。他的文字总是与中国这片土地，以及生活于这片土地的人民息息相关。他讨论中国学术思想，绝非书斋里与世隔绝的沉思，亦非寻章摘句式的自我陶醉，而是意识到世变之根由，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学术问题关乎世运兴衰。要想深入讨论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必须从学术根源上进行立论。中国传统的优点与弊病、生命力与枯竭感，也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被剖析与阐释的。而欲收此效，则需认真思考学术写作的公共性问题。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学术研究体制的一大贡献在于，他的许多学术论著，是发表在作为新式传播媒介的报刊之上的。这样的知识生产方式，是他能成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的关键所在，也是他的文字能收到奇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而以今天的学术评价标准来看，似乎这样的文字奇功并不能被称为“奇功”。因为饱读诗书的成功人士会直截了当地问：《新民丛报》是什么级别的刊物？《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挂了什么级别的课题？梁启超其人有无人才称号？
史学往往与世变相伴而行。一位成熟的历史学家，不会忽视周遭局势的变动，不会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无动于衷，不会将一头扎进故纸堆里寻章摘句、大搞繁琐考据视为治史的唯一要义。时代的变动往往能激发他们从新的角度去思考历史问题，他们的思考也总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和家国兴衰、生民休戚、世运良莠联系起来。
□王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