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2023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剧场举行。巧合的是，同日“微博之夜”登顶热搜榜单。同是红毯铺路，聚光灯映照，只是前者的主角是好书，与一群爱书之人。正如二十年前首场阅读盛典筹备伊始，初衷无非是想让那些“无声”的书与那群“沉默”的人也能走一次红毯。
在这场以“阅读”之名的聚会中，往年的部分获奖作者、译者与出版人也来到现场。二十年间，他们中陆续有人离开了我们，饶平如先生、孙机先生、江平先生……也有不少再相见时已是白头，今年76岁的定宜庄一手指着耳朵，一手捧着话筒，侧身请主持人“说话声音再大一些”……几代学者握手相拥、落座低语，全程听完了这场持续近三个小时的典礼。
新京报好书20年·作者
李洱、定宜庄、王东杰：
2004年，新京报书评周刊推出首届年度书选“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曾用名），李洱的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入选，由作家莫言颁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写作者，李洱缘何会在二十年前转向农村题材？面对这一提问，李洱表示，《石榴树上结樱桃》直面计划生育和乡村选举，但在二十年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出现了变革，中国的乡村选举也出现了变化。乡土文学这一概念是由知识分子提出的，也只有在东西方文化交融、博弈下才会诞生乡土文学这一名词，这是在特殊历史节点上提出来的，“20年前关注计划生育制度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这本书今天很多人还在看，也被翻译成不同的语种，说明它的现实意义今天仍然还在。”
“北京口述历史系列”的基本内容来自于定宜庄对几代北京人的采访。作为国内口述历史实践的先行者，定宜庄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从事北京口述历史的相关工作，2013年，北京出版集团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定宜庄开始策划“北京口述历史”系列丛书。正如她在总序中所言，这套书“是我对曾给予这座城市以生命和活力的老北京人的背影，所做的最后一瞥；是我对这个正在急速沉没的城市，留下的最后一个纪念”。
定宜庄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北京史和满学，并非口述历史，但这次与专业有关的尝试，一做就是二十余年。活动现场，定宜庄表示，直到今天为止，史学家对口述史依然不太感兴趣，“因为我的年龄也比较大了，所以我只能做一点努力。我希望越来越多从事史学研究的人能够对口述感兴趣，而且能够让口述发挥最大的作用。”
王东杰的《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是一本关于近代中国语言文字的多维度考察。在入选2019年新京报年度好书后，王东杰曾在答谢词中表示，“我深知这本书对读者不算友好，若是今天来写，我会增强叙事，使其少些艰涩，更加畅达”。作为学者如何在研究中增强叙事？如今，重新反思这本书的写作，王东杰认为，“我觉得历史本身是特别复杂的东西，我们试图使它更能够让读者接受的时候，怎么样维持它应该有的复杂性，不被这些更通俗化的追求抹杀，这是要考虑的。”第二方面，王东杰认为，历史学写作，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很长时间以来都是文的传统。但在进入现代史学以后，文史分道扬镳了，需要历史学家重新把自己当做一个语言工作者，“我今天重写这本书，会在结构上做一些调整，叙述的结构上加快一点，多一些细节的东西，（把）细节的东西跟大脉络结合起来。”
新京报好书20年·译者
张绪山、余中先、刘文飞：
每年评选年度好书的过程中，我们都发现外版书涌现出非常多佳作，难以取舍。而一本外版书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近年来，翻译收入越来越低，很多翻译工作几乎都靠译者“用爱发电”。对张绪山来说，学术翻译是一次历险，是对译者心智的严峻考验。拿到自己喜欢的书，一开始很兴奋，既会经历中间阶段进退两难的折磨，又会在阅尽原著风光后抵达另一个天地，感受到极大乐趣。能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品，给读者和原作者都带来了正面价值，就会感到心情非常愉快。做文学翻译的刘文飞对翻译过程则有不同体验。他感到每次最累的时候是刚开头，当前面的单词都查过了，情节也熟悉了，慢慢才会越来越顺利，越来越快，“就像轻舟已过万重山一样。”
余中先回忆起他翻译《不确定宣言》这本图像作品的种种不确定性，很难把握。“文字和画面之间首先在原著里就有不确定性，你不能通过图像猜测文字后面的意思，反过来也一样。原著和作家也不是确定的。”
他们共同的感受是，翻译始终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以一辈子做这样的工作，还是很幸运。
新京报好书20年·图书编辑
熊姣、朱岳、黄平丽：
之后一轮对谈，我们邀请了三位图书编辑：熊姣（商务印书馆副编审）、朱岳（后浪北京文学部主编）和黄平丽（理想国华语文学馆主编）。熊姣编辑的《北方有棵树》、朱岳编辑的《寂寞的游戏》《往事与随想》和黄平丽编辑的《旱魃》都是之前新京报评选出的年度好书。他们也都曾来到现场，和其他爱书之人共同见证阅读盛典。编辑常被认为是为人做嫁衣的工作，但编辑更是一本好书的发现者、评估者和加工者。没有他们，一本好书无法到达我们面前。一个作者被看见，一些理念、知识得到传播，一群读者被影响，对编辑来说都是最好的职业鼓励。
每年图书市场几十万册书出版，作为一线编辑，他们分享了趋势性的观察。认为读者的趣味跟关注的话题一直在发生变化，也会反映在图书市场上。朱岳感到，一方面图书定价的确越来越高（“前两天我要买一本哲学书，同样的内容，2007年出版的定价是20元，今年再版的定价是108元。”）但另一方面市场其实在缩小，因为阅读需求在变小，未来可能更小。熊姣更愿意相信，爱读纸书的人始终都有。近年来图书越来越多，读者品位越来越高，出版机构不妨尝试更多样的形式，比如电子书和融媒体。
当被问到，评估一本书是否值得出版时，最看重什么？朱岳认为，各方面都要达到平衡，很难说最看重哪个：“市场要考虑，水准不能低，各种成本的控制，时间、过审，很多要考虑的，每一个点都很重要，有一个地方不行，可能就会失败。”熊姣则最看重内容，书稿能否打动自己是非常重要的。黄平丽更倾向于选题的原创性，比如一本首次引进的作品或是新人作者的第一本书，对编辑来说最有乐趣和挑战。“一个书写者的特殊性以及出版之后可能跟读者产生的化学反应，这个综合的因素体现在选题有原创性。”
新京报好书20年·评委
任剑涛、何怀宏、李静：
任剑涛认为评选好书是一个“被打”的过程，尽管他本人每年会买很多书，但更多是以自己专业领域的社会科学为主。参与年度好书的评选让他感到常常与一些自己不熟悉领域的优秀作品“意外相遇”，从而大大打开自己的视野。李静同样也认为，每次参与新京报的年度好书评选都是非常愉悦的体验。她特别提及一次印象深刻的经历，在2013年的评选会中，何怀宏强烈推荐了饶平如的《平如美棠》。“何老师当时评选意见的大意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们总是在思考何谓好的制度，何谓好的社会形态，这一切无非最终是为了孕育美好的人性，而《平如美棠》本身就体现了美好的人性”。李静觉得，最打动一位哲学学者的好书并不是宏大的理论论述，而是一本书写自我、讲述个体人性之美的小书，这很令人感慨。“新京报每次推荐的好书都非常体现人文关怀，这是我每次都很高兴过来的原因”。
一直以来，我们的年度阅读推荐都遵循“公共立场、专业品格、独立思想、现实关怀”的准则，评委们通过自己独立的品鉴和判断给出建议。因此，每年新书推荐形成的过程并非“一团和气”，争论是常有的事情。任剑涛就谈到评书时一些印象深刻的“败退”：“有次评一本科学领域的书，结果书评周刊负责科学领域的编辑提出了很多不同的建议，只得赶紧收场。所以，通过这样一个争论的过程，我们不敢保证一定选出了全部最好的书，但一定淘汰了那些绝对不愿意向读者推荐的书。这也是每位学者独立学术品格表现的过程”。
李静则提到，评委们多元的视角常常能够相互补充。在今年的推荐中，她和同为评委的刘文飞在推荐的书上几乎没有一本是重合的。“刘老师的眼光比较朝前看，关注最新的作品，我则是不断往回看，我们的视角加起来就会更完整”。
不过，任何的评选活动都既是产生惊喜的过程，也是留下遗憾的过程。在每年浩如烟海的新书市场中，总有一些最终落选年度推荐的“遗珠”。何怀宏提到在广西开展乡村教育实践的德国人卢安克，他的《是什么带来力量》在那年的评选中落选。“我觉得这些书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视角，但每年市面上的书太多，肯定还是会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