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王宏志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荣休讲座教授兼研究教授、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文学翻译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讲座教授（兼任），湖南科技大学“湘江学者”特聘教授、翻译史与跨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专研18—20世纪中国翻译史、现代中国文学史。著有《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翻译与文学之间》《翻译与近代中国》《文学与政治之间》《鲁迅与左联》等专著十余部；另编有《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等。
致敬词
漫长的十八世纪行将谢幕之际，代表着当时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中英两国，终于开启了第一次正式的外交会晤。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以双方不欢而散告终。聚焦在“磕头”问题上的礼仪之争，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这场外交冲突的焦点，但外交过程中的翻译，却被长期忽视。翻译的初衷本是达成两种不同文明间直接的对话，但在这场外交过程中，翻译却在双方之间布下了语言的迷宫。信实直译，反而引发双方龃龉；而刻意曲译，却达成了对话的基础。作为中介的翻译，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以来中西两种文明彼此面对的方式。
我们致敬《龙与狮的对话》，致敬作者王宏志穷经尽牍的史料搜集之功，致敬他往返于欧亚大陆两端，纵横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字话语之间，从汗牛充栋的档案文献中，钩沉出一段被人忽视的翻译史，致敬他从字里行间的探微索隐，刻画出两种文明对视时的细微心态。他以精准而严谨的史笔，让我们意识到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下，彼此之间寻求的或许不是对话与理解，而是认同与服从，直到今天，依然富有深刻的启示。
答谢词
对《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能够入选2023《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好书榜，我深感荣幸。很抱歉未能来京出席盛典。在这里，首先感谢《新京报》好书榜的评审专家和全体工作人员，感谢他们对推动阅读和介绍佳作的重大贡献。我也想借这次机会，感谢出版《龙与狮的对话》繁体版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及简体版的东方出版中心。他们提供了难得的出版机会，以非常专业的工作态度，让拙作以最精彩的样式呈现给广大读者。当然，对于广大读者的支持，也是要最衷心表达谢意的。
《龙与狮的对话》是我过去十多年在“翻译与近代中国”这课题上的部分成果，最基本的研究理念是尝试展现翻译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不能不承认，翻译在历史进程的作用和影响，一直没有得到很多的关注。在中英交往史上，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其中一桩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整个交往过程涉及大量的翻译活动，认真探讨当中的问题，对于理解访华使团本身，又或是中英外交史，以至整个中国近代史有很大的帮助。——王宏志
这本书
翻译问题的历史影响
新京报：你当初是如何发现了马戛尔尼访华事件中的翻译问题，又是如何开始思考翻译对这场两个世纪前的国际外交产生了这样深刻的影响？
王宏志：说到近代中英关系，马戛尔尼使团是必然出现的课题。作为英国第一个遣华使团，中英两国第一次正式高层往来，它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更不要说由此而衍生后来很多的历史问题和发展。因此，当我认定要做翻译与中英关系研究时，马戛尔尼使团是理所当然的题目。从前，我就跟大部分人一样，关心的是马戛尔尼有没有向乾隆行三跪九叩礼、使团送了什么有趣的礼品过来之类的问题。但当我比较认真地阅读一些与使团相关的研究后，便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翻译在哪里？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关注当中的翻译问题？这没有道理。中英两国第一次官方外交接触，怎可能没有语言和沟通上的障碍？不理解当时清廷和使团之间沟通时出现的翻译问题，真的能理解整个历史事件吗？这就是整个研究的出发点。
我第一篇有关马戛尔尼使团的文章发表于2009年。《马戛尔尼使华的翻译问题》虽然篇幅不短，有3万多字，但毕竟不可能全面处理所有的翻译问题，当时比较集中写的是国书的翻译。也许是因为从没有人认真讨论过使团的翻译问题，这篇论文也颇受注意。然而，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当时其实真的还没有全面和深入去做好研究，掌握的史料很不齐全，外审专家其中一个意见就是针对这一点，甚至具体说连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也没有好好地利用。这是非常正确的批评，自己也是明白的，由于资料掌握不足，论点也出现问题，但由于那时候并没有全面深入研究、出版专著的想法，很快便把课题放下了。大约是在2015年吧，本来是应一家出版社的邀请，整理一些旧文章出论文集，但重看《马戛尔尼使华的翻译问题》和另外两篇与使团相关的文章后，因为已积累不少有关中英交往的资料和阅读，觉得很有必要去重写，不可能直接收在论文集。重新大力搜集和整理资料，实实在在地花了五六年的工夫，才算是较满意地完成课题。《龙与狮的对话》修正了前文的不少论点，而且也比较全面地探讨其他的问题。国书以外，也分析了诸如预告使团来访的书函、礼品清单、敕谕，以至一些文书往来的翻译文本等，且对双方派遣的译员资料也作了较详细的整理和讨论。
这个人
史料的细节与运用
新京报：《龙与狮的对话》史料之宏富令人惊叹，处理的问题也相当精细，需要逐字逐句地对多种语言的文本进行对照解读，请问搜集史料和写作时遇到的最大难题和最大收获都是什么？
王宏志：历史研究和书写本来就应该对史料有细致的考辨，这应该是理所当然和必需的，只是今天很多研究者没有认真搜集史料，没有认真对待史料，只依赖一些二手材料和观点，所以作品给人一种陈陈相因，没有新材料、没有新论点的感觉，这当然是不理想的。我在写《龙与狮的对话》的时候，虽然重点处理翻译问题，但很明白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一桩重大历史事件，也就是在做历史研究——我的想法是：翻译史研究，不管是哪一领域的，包括文学翻译史，都属历史研究，因此，就像所有的历史研究一样，我们应该重视史料，重视细致考辨史料，愿意在这方面下更多的功夫。
我个人比较关注细节。西谚有这样的一句：魔鬼在细节中。但我自己时常提醒自己的是：在历史研究里，天使在细节中。很多事情我们会知道大概的情况，但具体的情况呢？比方说，谈到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不做任何研究其实都可以预想会有翻译上的问题，甚至可以预想沟通过程中会有误解。我做了研究，写了很多细节，结论也离不开这大方向，但这些翻译上的问题，还有那些误解，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引发什么问题，双方怎样理解和应对？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必须通过很细致的讨论才能交代清楚。在这情形下，天使细节就发挥很大的作用了。但怎样能弄清楚和说明天使细节？原始资料就是最关键的了。
当然，搜集资料是必要的一步，但其实也只是第一步。资料找回来后必须要细读，认真思考和分析。与马戛尔尼使团相关的中文资料，除“小斯当东中文书信及文件”外，其余大体都收在《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非常方便；英文资料方面，今天很多都有电子版，包括东印度公司档案以及康奈尔大学查尔斯沃森典藏中的马戛尔尼档案，还有斯当东父子的档案等，所以这些都很容易用得上，但要认真把这些资料看完，那真的是很大的挑战。此外，由于这些同属于第一手原始资料之间时常存有矛盾，也要非常小心应用和查考。在撰写过程中，我时常警惕着自己，不要忽略最微小的细节，而更重要的是，在开展讨论时，尽量用客观、踏实的态度，用好史料来支撑论点，绝不要随便猜想和推测。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