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词
西蒙娜·薇依有一颗稀有的高贵灵魂，这绝非溢美之词。出身于优渥家庭，拥有极好的智识和教育背景，薇依本可以过着有尊严、无忧虑的生活，却选择遵循内心指引，成为一名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对薇依来说，成为“低下”的劳工不是为了理念研究，不是为了写出《工厂日记》，而是出自她那对不幸和苦难的本能“渴望”，她想深入了解不幸者，体验他们的生存状况，帮助他们改善处境，因为她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姐妹”，自己就是不幸者中的一员。正是在对不幸的切身体验中，薇依凭着自己的信仰与爱，给出了超越不幸的解脱之路。
我们致敬《工厂日记》和它的作者西蒙娜·薇依。我们致敬薇依亲身实践的非凡勇气，致敬她以敏锐的智慧写下这部记录并反思底层工人处境的日记，更致敬她发自内心最深处的“大爱”与“慈悲”，她让我们看到超越现实困境的可能。
●答谢词
由薇依所著的《工厂日记》入选“2023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这位在法国思想史上占据独特位置的哲人、社会活动家在八十余年后的中国依然能引起如此关注和共鸣，印证着米沃什笔下“恰恰是不可能发生的发生了”。或许我们无法真的践行薇依所推崇的苦行主义，如她一般以痛入思，亦无法完全分享其关于神秘主义的观点，但她对社会普遍问题的揭露、对生命本身的热爱、对苦难的关怀，却让我们每个阅读者都深受感动，得到润泽与充实。——王天宇（译者）
■ 问答
新京报：这部作品虽然是“日记”，但其中有非常强的思考性，这部日记除了是一种记录，是不是也可以被视为西蒙娜·薇依发展、形成个人思想的一个过程？
王天宇：这部作品名为“工厂日记”，但其实是一部综合性作品，涉及体裁除日记外，还有信件、期刊文章、大会发言等。可以说，这是一部多声部、具有对话特性的作品，忠实记录下了1934-1942年间薇依本人、工人及工厂领导者等关于“工人生存境况”的体验、看法与思考。它可以被视为薇依个人思想发展的见证。从体会工作之重负，直面大工业制度造成的工人身体困乏与灵魂萎缩，到在工作中感受到“手法”掌握时的快乐以及工友团结时的善：被羞辱、被压迫处境下的人性闪光让薇依得以从工人境遇中思索人的境遇，并试图将其转化为一股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直至设想工作成为个人自我提升、走向善的理想之地。
新京报：书中最后一篇文章《非奴役性工作的首要条件》极具启发性，你如何理解薇依为“非奴役性工作”提供的解决之道？
王天宇：奴役性工作由必要性而非目的性主导。人因生存需要工作，被剥夺了使生产活动有意义的目的性，成为生产的工具，灵魂受到伤害，陷入不幸。对此，薇依提出“非奴役性工作”的首要条件即通过走向上帝，让工人们找回如责任心、荣誉感等使自己成为完整的人的因素。这里的走向上帝并非特指去教堂祈祷，而是指真实的人对爱、信念和智力这三个纯粹个人的官能进行沉思，它并不具体指向某物，而是强调要以饱满的注意力在思某物时回到思自身，最终以空明的灵魂接纳“永恒的光明和美”。其次，要让人能把握工作中的目的性并据此自主展开活动，实现对工作和个人价值的重新认识。再则，通过与他人建立联系，找到共鸣和支持。最后，“所有的技术和经济问题都必须以设想最佳工作条件为出发点来制定……工作不应拖累劳动者”。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进 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