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8周年纪念日。近日，周恩来侄女周秉德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追忆伯父周恩来。
周秉德出生于1937年，是周恩来三弟的大女儿，12岁住进中南海西花厅，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生活了十余年，成为与周恩来关系最密切的晚辈。周恩来逝世后，周秉德常常去陪伴邓颖超，直到邓颖超逝世。周秉德是沈钧儒的长孙媳，曾任中新社副社长。
谈纪念与缅怀
48年间纪念、缅怀活动没有间断过
新京报：据报道，每年1月8日前后是你最忙的时候。在特殊时间节点，会有哪些形式的纪念？
周秉德：从1976年1月8日伯父逝世，到现在48年了。这48年间，纪念、缅怀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
最开始我们的纪念活动就在天安门广场，亲属和曾在西花厅工作的身边工作人员，拿着花自发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纪念。伯父生前喜欢水仙，西花厅常年有盛开的水仙花，卫士韩福裕每年会提前养好一盆水仙，在这一天送到纪念碑前。韩福裕在2013年去世了。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行动也不太方便，加之天气太冷，后来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到毛主席纪念堂里的周恩来革命业绩纪念室纪念。毛主席纪念堂二层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革命业绩纪念室，是展示这六位领袖伟大革命历程，学习缅怀他们建立丰功伟绩的场所。大家在纪念室鞠躬缅怀，寄托我们的哀思。疫情期间，我们也有自己的纪念方式。
我现在快90岁了，1月8日这一天都不会很平静地过，总是要用自己的方式来纪念老人家。大家也永远忘不了周总理，也没有间断过对他的怀念。
谈周总理的要求
“要认真学习，长大后要认真工作”
新京报：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周总理的场景吗？
周秉德：我第一次见到伯父是在1949年6月，在中南海的丰泽园，那年我12岁。伯父从外边开会回来，看到我很高兴，把我拉到身边笑着说，“让我仔细看看你长得像谁？我看又像爸爸，又像妈妈！以后你就在这了。你小学毕业该上中学了，我们已经给你联系了师大女附中，给你报了名。但是你要考试，考上了才可以去。”伯父还叮嘱我，毛泽东伯伯就住在旁边，他工作忙，我们小孩子不要去打扰他。
通过考试，我上了师大女附中，伯父的秘书杨超、罗迭夫妇就带我去市场买了被褥、洗漱用品等，带到学校开始住校。周末回来，有同学家汽车去接，但我们家从来没有，都是走路或坐公交回去。
新京报：周总理对你有哪些要求？严格吗？
周秉德：读书以后，伯父对我们要求很严，常常问学习怎么样，并要求我们周末晚上一定要按照学校要求去上晚自习。西花厅有时候有电影看，十几岁初中生总想看看电影，但不行，该上学就必须要去上学。伯父工作忙顾不上，伯母就管我们。
伯父最早就一直给我们强调：“不能有任何的特殊，在外面也不要宣扬跟总理的关系；你们现在都是学生，将来长大了就是普通老百姓、普通劳动者。”
他还说，“有了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的流血牺牲才有了现在的新中国，我们几十年的奋斗也是为了新中国，所以绝对不能忘记革命先烈、不能忘了为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付出生命代价的烈士们。你们肩上的担子很重，要认真学习，长大后要认真工作，为人民服务。”
寒暑假我住在那儿的时候，有时早上我都起来看书了，伯父还没有去休息。在院子里看见我，伯父有时候会问，你怎么还一个人在这里看书，没看到这些叔叔们在打扫院子吗？在他的眼中，不管是不是国家总理的亲侄女，其实都是普通人，要像这些叔叔们一样去工作。这些教育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这些朴素的话，伯父、伯母经常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一生，我们也对自己的孩子这样要求。不能忘了先烈，不能忘了老人家对我们的教育和影响。
谈最后一次见面
最后一次见面伯父送给我两张照片
新京报：你和周总理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周秉德：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75年5月底的一天，我到西花厅和伯父伯母一起吃饭，伯父穿的是睡衣睡裤。平常我们见面，他都匆匆忙忙从外边回来，或者要出去，穿戴很整齐。
伯父说，你看我今天随便吧，我明天就要去住院了。我说，你这么多年不好好休息，有病也不去治疗，这次去住院是好事，好好住院治疗一段，然后可以更全心全意为大家工作。其实，当时伯父已经有了很重的病了，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但不告诉我，怕我管不住自己的感情到外面去讲。
吃完饭，伯父送给我两张照片，是伯父伯母1973年去大寨虎头山时拍的，一人一张。平时伯父伯母也会送我小礼物，这次我没有多想，接过照片很高兴，但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当面送给我礼物作为留念了。
1975年6月15日，伯父又回了一次西花厅。这次我有事在郊区，总觉得还会有时间，就说下一次我再去看望伯父，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回西花厅，也成了我一生的遗憾。其实当时伯父身患膀胱癌3个年头了，并且早已恶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当时都严格保密，住院期间，伯母坚持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探视。如果我知道他病情如此严重，说什么我也要进医院去看看的。
伯父逝世时，我正在上海出差。伯母让秘书将噩耗第一个告诉了我爱人沈人骅，让我爱人赶紧转告我和在京亲属，其他不在北京工作的就不让他们来参加葬礼。伯母特地嘱咐秘书，给外地发电报：见报请勿回京。也就是说见到伯父逝世的消息，不要到北京来，要坚守岗位，不要影响工作。
回到北京，我戴着黑纱来到西花厅。我原以为伯母会在床上躺着哭成个泪人，没想到她在客厅门口站着等我。我抱着她痛哭，她安慰我说：“秉德啊，要坚强啊，不能哭啊！化悲痛为力量，化悲痛为力量！”
伯父逝世后伯母很坚强，我们一起送伯父去八宝山，伯母在伯父的棺木旁再也忍不住了，“恩来，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再也见不到你了！”这是最后一别，也是伯母最悲痛的时候，我紧紧抱着她。
谈家风
家风是回忆他的日常要求逐步总结出来的
新京报：周总理逝世后，你收藏了他的一件睡袍，补丁打补丁。这说明了总理什么样的作风？
周秉德：伯父逝世后，1976年1月11日，在北京医院很小的遗体告别间里，我给伯母说，伯父一生俭朴，我要收藏他一件最破旧的衣服。过了几个月，西花厅工作人员把伯父的衣物做了整理，分给了我们7份，让兄弟姐妹和我妈妈我们7个人留念，我收藏了那件最破旧的毛巾睡袍作为纪念，这件睡袍补丁摞补丁。“四人帮”粉碎后，1977年1月8日，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展览，我就把睡袍捐了出去。
伯父平时在家吃饭，都是一荤一素一汤，有时候这顿饭没吃完，就留到下一顿再吃，不会浪费。担任总理期间，他只穿了三双皮鞋、一双凉鞋，不肯要新的皮鞋，鞋底磨坏了就换底换掌。照片上的周总理，都穿戴笔挺、整洁，但其实他里面的衣服、领子、袖口都打了补丁。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是一贯的。
新京报：周家的家风是什么样的？
周秉德：他从小就告诉我们，不能忘记革命先烈，一切都要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一切都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在社会上不能有任何的特殊化，要艰苦朴素等等，这些他都再三要求，但没有专门的文字列出来。这些家规家风是我们回忆他的日常要求后，逐步总结出来的。
伯母也曾认真地对我们说，你们的伯父是国家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虽然是周总理的侄女，在他身边生活时间最长，但我就是普通老百姓，没有说一到外面去我就不得了，趾高气扬，我是什么人的后代等等，从来没有这个想法。到现在，我还经常挤公交、坐地铁，过的就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有时在超市被人认出来，我就只能点点头。
新京报记者 何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