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已经开始，但对于很多人而言，2023年似乎还未画上完整的句号，还有很多事值得回味，还有很多人不舍道别。在此回首与展望之际，我们重启了“新京报人文阅读思想图谱”这一栏目。在2023年的最后一个月，这些受访者游荡于阅读之中，写下了这些留给未来的回答。问题或许最终都难有答案，追求解释的路程注定蜿蜒反复，但还有这样一群人与你一同期待着寻找认定的终点。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陆续发布这些受访者的回复，以及他们在过去一年阅读和关注的书目。我们期待这份人文阅读思想图谱能够在出版界、读者和学界之间搭建起一座激发思维火花的桥梁，我们也期待你在阅读这些文字之中找寻重建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更多可能，发现生活中的爱与美好。
下文是云南师范大学教师张秋子的回答。
2023年持续思考的问题
2023年一整年都在写新书，所以持续思考的问题就是“一致性”：如何使自己在阅读与评论文学作品时领受到的道德责任，与日常生活里每一个具体事件的道德反应保持一致。
如果我在课堂上大谈《城堡》中阿玛丽亚敢于冲决城堡村的种种权威，以绝对冒犯的姿态迎向一切可能的惩罚，却在生活里目睹一桩性骚扰事件时唯唯诺诺，为免多事只求自保，那么这就不是一致性；如果我在文学评论里赞美麦尔维尔笔下的抄写员敢于说“不”的勇气，但在日常生活里面对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时却忍气吞声、得过且过，这也不是一致性。它们可能都意味着一个人的自欺——为了不横生事端，权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惹得一身腥，明哲保身就是上策；进一步地说，它们也意味着一个人的分裂——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把研究的东西仅仅当成兑换成工作绩效的筹码，但是阻止它们内在散发的思想浸入与影响生活选择的分毫。
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不仅是因为自己作为女性，在2023年遭遇到语言的性骚扰，作为老师，目睹学生遭遇的性骚扰，也因为年内频频爆出了学者或者作家因为性骚扰翻车的新闻，从知名编剧到史学大家再到青年新锐作家，频率之高几乎使人难以将其称为“新闻”。
我观察到，普遍的性骚扰行为中也存在着普遍的沉默。绝大多数当事人在遭遇骚扰时的反应都是沉默，人们害怕撕破脸的难堪、害怕顶撞了位高权重的人，也害怕自己未来的命运被随意摆布——在这些时刻，未发生的可能甚至比已经发生的事实更具有压迫性，而对未发生之事的想象恰恰又来自于对当下现实惯例的依循，这里面有一个奇怪的颠倒结构——人们害怕的是尚未发生的“过往事实”。未来其实仍旧是历史。人们被自己的想象吓坏了。但是，如果永远依循着已有的现实惯例，那么，未来就永远不会有任何改变。这种代替了未来的现实牢牢封杀了人的自由想象和语言行动。
同时，作为一名文学研究者与讲授者，这些亲身经历与耳闻目睹的事情刺激着我去思考我们阅读的文学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倒逼”它的阅读者承担起相应的道德责任。我不太关注“主义”类的书，也不习惯简单地拿起某种主义来当做应对具体人与具体问题的万能工具，所以倒是一直觉得汉娜·阿伦特对人的行为的讨论更具有根本性的启示意义。在2023年阅读的书籍中，阿伦特的传记《汉娜·阿伦特：爱与恶》再次促使我思考行与思、言说与实践之间的“一致性”的问题。
在阿伦特看来，“与自己待在一起”（living-with-myself）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它不应该依赖于周围的风俗习惯，更不应依赖于某些有着神圣起源和人类起源的命令，在某些极端的情景中，保持与自己对话的能力都是一种责任。她谈论的自然是纳粹时期极端处境里每个人的选择，但这项责任在今天读来依然有其“当代性”，在我谈及的这种情况里，与自己对话就意味着“这件事到底对不对、到底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如果反抗到底会不会导致糟糕的后果”都是必须谈及的话题，也意味着不能等待着对方的停手，更不能假装这件事没发生过，尤其不应该期待一个救世主出现，写一篇网络小作文把实施骚扰的一方公之于众、使其身败名裂。在阿伦特看来，每个人都是自己责任与担当的主体，也都要去做出判断的勇气。
2023年值得关注的图书
2023年读到了墨磊宁的《中文打字机》，在豆瓣上的评分很高，但不算是爆款，可能因为它听起来有点像是工具书或者科普读物。
这本书给我带来一个“退一步看”的视角，中国人每天都在电脑和手机上大量输出，但可能从未退一步去思考键盘与输入法是如何出现的，又意味着什么，好像键盘上打出的所有符号都是天然存在、理所应当的。与此并列的一个现象是，直到现在，每学期期末的时候，学生们还是会询问，期末作业应该交手写的还是纸质的，大家并不会默认所有的输出都应该来自电脑的打字键盘。它们表面上都是技术问题，但墨磊宁却将这个技术问题引入了更深层的思考中：近代中国人的语言表达系统是如何与英文主宰的表达世界博弈并且突围而出的。
也就是说，本书以打字机作为具象的隐喻系统，核心的问题则是“表达的权利”——汉字在机械时代，还能维系下去吗？而我们这群操持着中文的人，又是在现代化与普世化的英文表义系统中言说的。我想，只要你还使用着中文，还借助于手机或者电脑的键盘，那么，这些问题就是无可回避的。
中国是发明了印刷术的国度，宋朝时的活字印刷术已经可以满足大规模的刊刻印刷需求，然而这项影响深远的发明却在近代直接导致了西方对中文打字机的歧视性想象——如果中文也有打字机，那肯定得以庞大的体量、复杂的操作及众多的人员协同完成，英文字母26个键能搞定的活计换算成中文，就得成千上万个字。所以，人们习惯了这样的画面：海明威优雅地操作着打字机，或者《闪灵》的男主角在大雪封山的酒店里用打字机疯狂输出，然而，人们没法想象鲁迅吞吐着烟圈，在打字机上敲下《野草》第一行的画面。
在《中文打字机》中，读者将了解到一个事实：所有技术问题的内核可能都是意识形态问题。20世纪初雷明顿工厂制造的打字机开始一统全球，工程师们却发现唯独中文无法像希伯来文、英文或者阿拉伯语那样适应打字机。这个技术问题最终被归因于文化的优劣论：中文是贫乏的。大量的书籍与研究都会涉及中国人面临的种族歧视这一主题，但往往会集中在更为明显的范畴里，墨磊宁的“打字机”切入点就有点剑走偏锋的味道。经过他的周密考证，中文打字机的百年历史围绕着知识分子、商务印书馆、传教士、留洋生、作家与普通的打字员徐徐展开，市场的拉锯与战争的硝烟又使得它的历史变得崎岖难测，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段我们的文化与语言如何面对殖民意识形态与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历史。
2023年一再重读的书
2023年一再重读的当然是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从我可以自行开设选修课以来，《达洛维夫人》就是我的课程必读书目，我与学生们总是会花18周细致地共读这本书，至今这本书已经被我细读了五六年。
课堂的形式会最大限度地保证学生的必读——我会要求学生复述每一章节的内容与他们所捕捉到的细节，如果不逐字阅读、思考与记录，是不可能完成要求的。也就是说，我意识到文学的教育中既需要有兴趣与热情的指导，更需要有一种“强迫”：逼着一个读者去“硬读”，这可能是让他在日后领受文本中绽放出来的柔软的必要条件。走马观花、稀里糊涂、大致浏览，都永远不可能与一部文学作品发生贴身肉搏的快感，相反，敬畏、谨慎、刻意的记忆，都属于理解文学的准备手续。
所以，这本书对我探索理想的文学教育与文学批评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六年的反复细读中，我意识到了教育的一些核心：首先是义务式的硬读，在师生都对文本有一个大致相等的亲密感与熟悉感之后，才可能谈更为松弛的阐发与释读。
我的习惯是引入学生的个人经验，让他们自己与伍尔夫对话，而不是借由各种吓唬人的理论或者批评大牛作为中介。因而，《达洛维夫人》也指引着我与每一个鲜活真实的人发生情感与经验的交换。当我们读到主人公目睹自己的战友被炸死却无动于衷、毫无反应时，可能会觉得此人麻木不仁，但是学生却会讲起自己的痛苦经验——在目睹爷爷去世后很久都没有感觉，直到某一天突然崩溃——痛苦的滞后性就这样在一个现代的中国学子与百年前的女作家笔下的人物之间发生了对话与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