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新冠疫情之前，芮兰馨开始多次前往武汉的外公家中，为他做口述记录。她的外公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铁路工人之一,曾于1964年至1970年间参与修建成昆铁路，那个长期被外界认为不可能修成的“奇迹”。后来，他又先后在湖南、贵州修铁路。退休之后，他常年对着窗户自语，像是被永远困在了某个时空里。
这些都引起了芮兰馨的注意。自小成长在铁路大院的她对铁路并不陌生，但祖辈父辈的铁路修建经历却在无形中形塑了她的家庭与生活。少有男性身影的大院环境、外公的精神创伤、铁路区的混乱无序……这些都让她觉得疑惑，如今关于铁路的叙事似乎是不完整的。在现代性化身的背面，铁路究竟还埋藏了多少与“进步”背道而驰的真实故事？
外公离世后，她开始重走成昆铁路老线，并沿途寻访当年曾参与修建成昆铁路的工人。三年时间里，她前后拜访过60多位老工人，拍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忆留存。这个过程中，被尘封的成昆铁路建造记忆也被徐徐打开。
成昆铁路只是六年时间的一个交汇处。在这个交汇前后，卷入其中的人会面对各自的困境与转机、迎上时代的变动。而关于成昆铁路的集体语言又是那么的密不透风——“成昆铁路修不好，毛主席骑毛驴都要来”“哪怕把其他铁路的铁轨拆了，都要修成昆铁路”……这些语言不只影响着后来者的印象，甚至统摄着参与其中的人的记忆。他们每个人能应用的语言都非常有限，只能讲述博物馆里的语言、纪念馆里的语言，但唯独没有自己的语言。
但六年一瞬，那些无法言说的才真真切切延续在一个又一个人的生命长河中。有些人永远留在了那个时空，有些人幸免于难走上了不同人生，有些人曾历经风云却晚景凄凉，而有些人终其一生只想守着废墟不愿往前张望。
当这批工人不再提起成昆铁路时，关于成昆铁路的记忆才会真正浮现。
文明的另一面
我小时候生活于湖南衡阳的一个铁路大院，家人也大都在铁路系统工作。对我来说，铁路从来不只是一个交通选择，它就是我的日常生活。上小学时，我几乎每天都要走铁路线去上学，听着火车的鸣笛声入睡，大院的孩子也都从小就熟悉怎么躲火车。印象中，大院里几乎没有什么男性角色，他们常年四散在全国各地的工地上，小时候每年暑假，我都会和母亲坐火车去父亲所在的工地探亲，坐火车也是常事。那些遥远的假期，我在辽宁、河北、陕西的工地上乡村短暂住过。
“铁路”在我儿时的记忆中还意味着一个“单位”。在改制前，我们去工地探亲可以享受硬座免票，就连小学班主任在春运期间买不到车票，可能都会拜托我们去和家里人说。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开始实施国企改制。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改制”意味着什么，但依稀记得大人们说我们不再是“铁路单位”了，坐火车也要买票了。我还记得那天大院门口新挂了一块非常大的铝合金牌子，上面写着“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我盯着牌子看了很久，不是特别明白“公司”的意思，但我心里隐约知道，我们终于不是“铁路上”的了。
人们会说铁路是文明与进步的化身，但小时候的我却不太接受“铁路上的”身份。这种“铁路上的”和“地方上的”区分是从什么时候形成的？
在铁路小学毕业后，考到了市区的初中，初一就开始住校。当时宿舍有8个人，她们在介绍自己时，会说“我的父母是做生意的”“我的父母是政府的”……而当她们问我的时候，我会说我们家是铁路的，她们就会用一种好奇的目光看着你，这和她们的生活体验很远。同学们还告诉我：你说的是铁路普通话。
这不仅仅是外在的身份标识。中学时我总觉得，“地方上的”小孩都很精明，用现在的话说很“个人主义”，他们好像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比如“地方上的”女孩儿们会在周末时逛街，自己去挑衣服。但这些对我而言都没经历过，我没有大院之外的经验。
现在回想，这可能也是因为“铁路上的”生活本就没有什么机会做选择。首先铁路家属区的安置，更像是铁路工人的大后方。至于它具体设点在哪里，在哪度过晚年，这些都不是能够自己选择的。此外，我们的生活和“地方上的”生活空间也是完全脱节的。我印象很深的是，每个星期天早上，大院门口都会有一辆大巴车准点等在那里，把我们载到“地方上”的百货商场附近，让大家集中去买东西。大概到11点半左右，这辆车会再次停在商场门口，然后我们集体乘坐这辆车回来。我们只用被动等待运送，这个过程你完全不需要也没有空间想其他选项。
除生活世界的区隔外，铁路也并不总是通往秩序化现代性的道路。一墙之隔的大院外，铁路区常常是混乱无序的代名词。小时候，大人们常吓唬说“离铁路远一些”，常听大人们说起谁又在铁路旁边被抢劫了。
这些记忆过了很多年还一直萦绕着我。随着阅历逐渐丰富，我开始越发怀疑，如今关于铁路的叙事似乎是不完整的。在现代性化身的背面，铁路究竟还埋藏了多少与进步背道而驰的真实故事？但真正促使我寻访成昆铁路工人的契机，来自我的外公。
自打我有记忆以来，外公就像是家中的一个异类。他身体一直都不好，也不爱出门，白日里偶尔看看书，其余时候他总是一直对着窗户发呆，或干脆坐在床边自言自语。相比之下，外婆的生活状态则开放得多，她喜欢旅游，愿意迎接日常中发生的很多变化。因为常年如此，家里大多数人对外公的状态都已经习以为常，并不觉得这是一种创伤或患病，而更多是埋怨他为什么不愿意跟着时代往前看。但不知为什么，我好像能够感觉到他的那种孤独。
外公的语言总是反反复复，多数是一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细听会发现，那些缠绕的语言并非杂乱无章，它们都与一条铁路有关。外公出生在四川三台县，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铁路工人之一。自26岁开始修铁路，他参与修建的第一条就是成昆铁路，那个长期被外界认为不可能修成的“奇迹”。后来，他又先后在湖南、贵州修铁路，退休前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参与修建新汉口火车站，于是他和外婆一起最终定居在火车站边分配的铁路家属区里。
然而在外公的自言自语中，并不是闲暇时信口说起的当年勋章。对他而言，时间好像不是线性的，他像一直被困在某个时空里，没有出来过。据家人说，他年轻时身体其实非常好，但晚年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经常需要送急救。他时常把“我这颗心脏……”挂在嘴边，那种精神层面的痛苦落在身体上，好像就表现为“心脏不适”。2019年新冠疫情之前，我依稀感觉到外公像是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于是我反复去了几趟武汉，开始记录他的口述，也由此回到困住外公一辈子的“成昆铁路六年”。
最终，外公死于心脏病。他去世后，我开始到处寻访那些曾经和他一样，修建过成昆铁路的工人。
与修建成昆铁路有关的记忆
成昆铁路修建于“三线建设”时期。这条铁路连接成都与昆明，其间穿过了横断山区、地震带和大凉山。虽然这条铁路主要修建于1964年到1970年，但整个工程构想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萌发过，但因施工难度大、技术欠缺与物资匮乏等困难迟迟无法开工。
1958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苏联开始在中国的东北、西北与华北等地集结军队。同期中印边境对峙局面也在持续恶化，以“分散、靠山、隐蔽”为建设方针的三线工程便提上了日程。其中成昆铁路不仅服务于三线建设，还背负了另一层的军备意义，试图以此盘活沿线储量丰富的矿产资源。
我探访过的不少老工人都曾提到“为国家抢时间”的状态。一位工人曾跟我说起，修建期间一三五晚上工地组织集体学习，他们被反复告知“边境冲突一触即发，每天都会有中国士兵牺牲，我们只要快一点，就能拯救一个人的生命”。为了赶时间，这条铁路当年是两边一起同时往中间修，其中昆明到西昌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铁道兵修建的，而从成都到西昌这一段其实是原西南铁路局组织的17万工人修建的，而我主要调研的也是这一段。
直到1964年前后，工程正式开工。我的外公就是这17万工人中的一员。但在那之前，外公并不是修铁路的。
起初，外公在四川绵阳邮电学校当老师，外婆在邮电局工作。但到了1960年后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央突然下发一个政策，要求所有持农村户籍者下放回家。我外公就是农村户籍，然而他们回了农村之后是没有饭吃的。于是几年后当村里通知“三线工程”招工时，像外公这种状况的人是没什么犹豫地只能报名。当年外公25岁，其实已经算超龄了，但是他又非常想去，最后通过很多努力才拿到了这个名额。
突然去修铁路是什么感觉？我记得外公反复形容说，刚上铁路时感觉不是人过的生活。他形容那种“苦”的语言很具象，当时火车一列一列将工人拉进山里，第二天就开始上工。而在那之前，他们虽然知道自己要去修铁路，但具体去哪里修？怎么修？没有人知道。
到工地后，他们会被分配给此前曾修建过宝成铁路、成渝铁路的老工人带。但实际上这些工作主要是体力劳动——挖坑道、打地基、凿山石，肩挑背扛，和普通的工地苦力没有什么区别。另外谈到修铁路，可能我们会自然联想到“铁轨”。但在他们的口述中，很少提到这两个字，铺轨只是漫长工程后的最后一步。由于沿线途经山区，这条铁路的修建需要密集地打隧道、架桥梁。
不少工人说起他们当年最害怕的是“进洞子”，也就是打隧道。他们会先用锤头在山体上凿十几个洞，然后里面放上炸药一起引爆，爆破之后再用风钻机继续推进。由于云贵高原多喀斯特地貌，不少山洞的山体结构并不稳定，有时打着打着洞可能就塌了。遇上含水量高的山体，炸药炸出的泥浆奔涌最高能达到200多米，工人会被直接吞没。
即便能在开山凿洞中幸免，风钻推进对身体的消耗也很大。遇上含水量少的山体，打出来的粉尘会被工人吸入体内。除此之外，还有人曾在修建时被砸隆了耳朵、爆破时炸瞎了眼睛，退休后他们带着这些伤病回到家中，直到离世。
每个工地依照点位大小由数量不等的工人组成。铁路机构内部的管理整体上有些类似于“军营”建制。铁路局之下设有多个处，这些处就分布在铁路沿线，七处乃托、九处喜德、四处越西……依次排开，我时常问起采访的老工人说：“那个爷爷也是七处的，你不认识他吗？”他们就笑说，每个处有几千上万人。处下面还有队，队下面还有组。这听上去是不是很像“军队”？
当成昆铁路不被提起时，关于它的记忆才真正浮现
在寻访到十几位老人后，我开始觉得有些疲惫，也逐渐怀疑仅把这些语言当作档案的记忆储存的方法。与此同时，档案的真实性也变成困惑我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人的记忆是经过加工的，这些老人在有家人在场时跟我讲述的，和他们单独面对小型群体表达的内容可能并不完全一样，我意识到不能单纯迷恋口述文字的权威性和确定性，口述不一定就意味着事实本身。更何况如果仅仅追求历史的准确性，那么那些历史中的人的价值就只是作为真实历史的“素材”吗？他们，依然是没有面目的。
我想做的不止是通过他们的记忆，补全关于成昆铁路的历史；而是想看看短短几年的成昆铁路修建到底在这十几万工人的一生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影响又形成了怎样的代际关系，延续至今。也许他们不该是成昆铁路的一部分，成昆铁路才是他们各自人生的一部分。
随着口述所汇集出的重重线索，我被这些语言带到了许多和他们关联的空间，见到他们流动的过程，和终老的生活。我还是相信我需要见证和纪录的并非一件件档案，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眼神，他们生活里的痕迹，在寻访中都很重要。前不久，我去三峡沿岸寻访一位回乡安置的工人。他有些像个“扫地僧”，当年在铁路上曾是远近闻名的机械工，退休返乡后，他又回到招工之前他曾寄生的土地上，又做起了农民。拜访他的那天，我和他来到农田，他聊起过去的事，同时手头在熟练地挖着红薯，我看着他手指的动作，想象几十年前他如何熟练地操作那些来自东欧、苏联、日本的精密机械。他又回到了60年前，铁路修建的记忆就像被封存在一个盒子里，他看上去又返回了，一切看似好像都没有变，但那一瞬间我又同时真切地感觉到，他变老了，被高速撕开的乡村生活也早已不同。
成昆铁路只是六年时间的一个交汇处。在这个交汇前后，卷入其中的人会面对各自的困境与转机、迎上时代的变动。而关于成昆铁路的集体记忆语言密不透风，在口述寻访的过程中，我遇到许多官方文献里的语言、纪念馆里的语言，这些语言不只统摄了历史叙事，同时也影响着参与其中的人的记忆。
我感到种种笃定的语言后面飘浮着一些“噪音”，它们不显影，也不能被语言捕捉，但它会干扰着说出那些语言的声音，由于它们隐形，于是它们幸存了，而人们的语言罹难了。于是我来到他们面前，想努力识别语言下的噪音，半个世纪过去了，它们依然在影响着当下。那六年很长又很短，那些无法言说的却延续在人们的生命中。有些人永远停在了那个时空，有些人认为只是一场虚掷，有些人曾历经风云却晚景凄凉，而有些人在终老里守着废墟无法向前。这些，都是极度依赖语言存在的口述所无法还原的。记忆是一个动词，它们背后涌动的是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的不断纠缠，我希望捕捉语言掉落后，沉默或是其他尚不明确的部分。
我开始意识到，可能当他们不再提起成昆铁路时，成昆铁路的记忆才会真正浮现。
我见过一位已经97岁的老工人，他把我带到他的书房，一开始像过去采访时“机械”地聊起关于修建成昆铁路的过往，老人讲了几句，突然延宕到新中国成立前，他在当小工时父亲如何被捅死，母亲又如何不得不吃泥巴改嫁，他说了没几句就像个孩子似的哭了。我当时惶恐于不知如何能够接住一位97岁老人的悲伤，我能做的只是倾听。于是后来我几乎没有做任何问题上的引导，他说什么我都安静听着。那日回程路上，他女儿开车送我，我问她是否听闻父亲说起过这些事情。女儿轻描淡写地说：“不晓得嘛，他经常在家里说，我们都懒得听了。”
上一辈人的苦难叙事经常会被简单凝练成一句抱怨，但如果把它放回历史时间的断裂处，它其实印证着当年的历史，而历史也在每一个亲历者的人生里重现，反复缠斗。
“新天使”的回望
在寻访成昆铁路工人之前，我读博士期间研究的是中国八九十年代的废墟影像。它无形中提供给我重新审视以铁路为代表的这些现代化意象的视角。
铁路作为现代性最典型的象征，它一度代表着进步与文明。当年成昆铁路带着这样一种速度深入内陆腹地后，关于它对沿线的叙事话语是，“因为成昆铁路，大凉山至少进步了五十年”。它的一面象征着进度与速度，是物质性的化身；但1970年通车后，当地人对这条“巨蛇”也有恐惧，我听说当时有位彝族老人这样描述它：“躺着都这么长，站起来不知道有多高。”这条铁路的确将这片深山和国家资源和运输网络连接了起来，但也带来了“外面”的诱惑、冲突和暴力。90年代，我们也曾在报纸上阅读这条铁路开通后的盛况，多少彝族人甚至扒火车去成都，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视野之外，火车进站后，当地的驱逐已经变相发生了。
除寻访当年的老铁路工人外，我也沿成昆老线寻访调研。我经常会在沿线的小站停下来去住一晚，但这些小型乡镇大多都越来越空了，很多地方连旅馆都没有。留守的人会摆摆手说：“都去县城了。”铁路连接的还有一面是，它也进一步把乡镇的人与资源都吸纳到了更大的城市。
前段时间我去探寻了一个废弃的医院，是六十年代铁路局为当时因修铁路得病的工人临终疗养修建的。荒废过后，如今茂盛的只有植物，它们在漫长的时间里早已悄无声息填满了废墟的间隙。我站在空荡荡的病房里，产生了那些艰难呼吸声还在空气中某处挣扎的错觉。
这些景观都让我不由得想到本雅明的“新天使”。1921年，本雅明曾在一个画展上看到克利的一幅水彩画《新天使》（Angelus Novus）。他当时花了一千马克买下了它，哪怕日后踏上流亡之路也带在身边。在他晚年写下的随笔《论历史概念》中，他将画中的形象比作历史的天使。而这个“新天使”正是面向过去的未来使者，它集善与恶于一体，正在灾难的废墟中掀起风暴。
现代性的大风把我们往前推，而“新天使”回头望，望向的是一片废墟。但或许，“历史只有在不经意时的向后一瞥中，才会产生（进步的）意义”。
采写/新京报记者 申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