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8时许，成都崇州市羊马街道恒大西辰绿洲小区内发生一起女童被狗咬伤事件。两天后，女童家属在筹款平台轻松筹上发起目标金额为200万元的筹款项目，用于女童的治疗。在短短5小时18分钟内，8.7万名爱心人士完成捐款200万元。
但很快，此次筹款就陷入捐助金额和资金用途的争议中。有网友认为女童父母筹集的金额过高，质疑钱款的使用去向。有人说，家属有车有房，为何不第一时间卖车或抵押车房救孩子？有人认为是女童代理律师让女童父母进行高额筹款，还有人认为平台的筹款审核过松，质疑平台从巨额筹款中收取费用。
而事件中的各方则各执一词。女童代理律师周兆成向新京报记者表示，自己并没有参与筹款的过程，不了解具体的筹款发起细节。他认为，筹款引发风波背后是女童父母爱女心切、思虑不周，而平台也存在没有任何评估通过筹款审核的问题。
轻松筹总裁于亮则表示，因医院无法开具预估的治疗费用明细，200万元是平台与女童家属及律师共同沟通的结果。新京报记者多次联系女童家属，截至11月1日仍未回应。
10月25日，筹款事件启动退款程序。轻松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退款说明”称，受伤女童转出ICU，情况比较稳定，经与发起人沟通，轻松筹将对未使用的所有善款全额原路退回。
此次捐赠风波的背后，是大病筹款平台的又一次信任危机，监管缺位之下，这类筹款模式仅仅依靠行业自律，在实际操作中仍面临许多待解的难题。
筹款与退款
10月16日8时许，成都崇州市羊马街道恒大西辰绿洲小区内发生女童被狗咬伤事件，据崇州公安部门通报，受伤女童“全身多处被咬伤、右肾挫裂伤、右侧肋骨骨折”。10月17日凌晨，女童被转入四川华西医院重症监护室。
事件发生两天后，女童涵涵的父母在一款大病筹款服务平台轻松筹里申请筹款。
据女童代理律师周兆成发布的微博图片显示，轻松筹筹款顾问手写了一份说明。说明称，10月17日上午10点，轻松筹工作人员在华西医院11楼遇见被狗咬伤女童的父母，听他们说孩子在儿童重症监护室抢救，但是狗主人没有支付医疗费，物业公司仅付了2万元，并且自己经济情况较差，无力承担医疗费，非常担心孩子费用不够。筹款顾问向女童父母表示，轻松筹可以帮助他们，随后他们提供了相关筹款资料，经过审核符合筹款要求，同意筹款。
在轻松筹患者家庭的基本信息一栏，女童家属填写的收款方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目标金额为两百万元。家庭信息为年收入3万到10万，房屋财产1套，车辆财产1辆，价值1万到10万，未变卖。家庭债务情况为负债20万以上，无金融资产，无医保，以及未在其他平台发起筹款。
10月18日12时，女童家属在筹款页面下方公示了一张华西医院预收款凭据，凭据金额为一万元。15时，女童父母在项目更新进展中表示，项目所有筹款都打到医院账户，全部用于孩子治疗，如果后续资金有剩余会转捐慈善基金会。18时，女童父母在项目进展中备注，女儿涵涵现在华西重症监护室治疗，目前还在昏迷状态，每天的花费大概一万元左右。
筹款完成后，质疑声陆续出现。有网友提出疑问：女童的治疗为何需要200万元的高额费用？目前使用了多少医药费？有人认为女童父母借热点事件高额筹款，并质疑资金的使用去向。随后，有更多网友开始质疑平台在没有医院提供费用证明的情况下为何通过了该筹款审核。有捐赠者陆续申请了退款。
风波之下，10月25日，女童家属通过轻松筹平台发布信息，决定将200万元筹款全额退回。
当日，受伤女童母亲通过轻松筹平台发文回应筹款争议，称事件发生时未在第一时间联系上狗主人，慌张无助之下通过轻松筹向社会求助，目前涵涵的后续治疗费用暂时有了保障，因此决定将所有善款原路全额退还。
据央视新闻消息，11月1日，华西医院医生会诊后表示，女童的右肾已保住，病情平稳。事发小区所在的羊马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则表示，目前女童还在医院接受治疗，恢复情况较好。
两百万数额争议
200万元金额的设定是此事件中最大的争议。
轻松筹总裁于亮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平台一般根据过往疾病的治疗费用数据预估金额，“我们有一个数据报告，是在各个医院调研过的各种重大疾病在标准情况下治疗费用的区间。患者在提交医疗筹款需求时，需要填写疾病的种类和门诊的诊断，我们根据他提交的这些材料，帮他评估一个大概的区间。”
在女童家属的描述中，筹集的费用包含了女童后续的器官移植、康复、整形。于亮表示，平台征求过家属和律师的意见，200万元是女童家属和律师沟通的目标设定，“因为当时不知道到底能筹到多少钱，大家觉得200万元是足够女孩后续的各种治疗了。在发起项目的时候，女童的家属和律师也明确了资金使用在女童的治疗上。平台从一开始就引导家属对资金的使用需要对公众有告知。”
“在大病救助的业务上，患者设定的目标金额和实际筹到的金额往往有很大差距。往往筹款最后的结果是目标值的十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于亮认为，目前国内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捐赠资金的上限，“在没有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平台在特殊的情况下适当地满足家属的意愿，并没有太大问题。”
按照筹款流程，单次求助金额超过50万元的，发起人应当提交具有相关资质的医疗机构书面证明。但据媒体报道，华西医院人员曾表示，医院“没有出具任何相关的费用证明”。
没有获得医院开具的费用证明，平台如何通过筹款的审核？于亮称，通常情况下，国内医院并不会开具患者疾病的资金使用预估证明。在现实情况下，没有人敢评估病人的病情需要多少医药费合适，“因为在重大疾病和突发事件面前，随时可能有情况发生，根本不可预知金额。”
“简单”的筹款流程
2014年9月，北京轻松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并推出“大病救助”模式，希望通过搭建社交众筹平台帮助许多大病患者解决医疗资金等问题。此后，水滴筹、爱心筹等一批个人大病求助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平台上线，互联网公益众筹平台逐渐发展。而这些网络众筹平台背后，运营主体均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公司。
一家互联网公益众筹平台2021年的数据报告显示，所有捐款人次中，求助者直接好友占比仅10.9%，平台助推触达的爱心人士占比70.1%；捐助金额中，来自求助者直接好友的占比仅16.9%，来自平台助推触达的爱心人士占比63.1%。也就是说，求助者的大部分捐款来自互联网平台上对其病情和家庭状况等信息不知情的陌生人。
那么，求助者的信息是否都是经过众筹平台审核的？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在轻松筹平台，甚至不需要患者的身份证件、住院缴费清单、亲属关系证明等材料，仅凭借一张盗用的诊断报告书，就可以在平台完成审核，发起筹款。
10月26日，新京报记者提交了一张社交媒体上下载的“CT诊断报告书”，在患者身份信息一栏，记者并未填写“身份证件号”，而是在选项“其他”中填写了5个数字。在疾病名称部分，页面提示“如不清楚具体疾病可不填”。
在众筹金额上，当记者填写大于50万元时，页面弹出提示，“筹款金额限填1000元至50万元”，页面下方的“大额筹款说明”提示需要上传预期医疗花费证明。页面并未有明确的关于筹款金额的指导建议，只在页面右上角的“常见问题”中显示：建议求助人咨询主治医师；一般情况下，50万元筹款金额可覆盖大部分疾病的治疗费用。最后，记者填写了筹款金额20万元。
“筹款标题”和“筹款说明”可以选择快速生成的“文案模板”。记者在填写“患者家乡”“就诊日期”“就诊医院”“已花费金额”之后，系统自动生成一段标题为“年轻的生命不想说再见，请救救身患胰腺癌的他！”
新京报记者在“提交审核”按钮上方看到一行小字提示：“继续操作表示您同意《个人求助服务协议》”。服务协议中提到，发起人须对所提交的文字描述、图片等资料保证完全真实，无任何虚构以及隐瞒真相的情形；而对捐赠者，平台并不能保证其完全真实或完全准确，捐款人应进行理性分析、判断后决定是否捐赠、资助。
随后，筹款页面跳转到填写“患者家庭财产情况”和“患者医疗保障情况”。此时，记者在页面上方看到“筹款内容已提交平台审核。继续填写以下信息，即可开始筹款”。患者家庭年收入、房产、车辆等经济状况，以及医保等情况为筹款必填信息，由筹款人自行选择“有”或“无”，同时也可以选择“不公开”。另外，该页面还提示“请如实填写，公开的信息越多筹款效果越好”。
整个筹款填写流程花费时间不到5分钟。提交申请2分钟后，轻松筹后台通过该筹款申请。记者转发后发现，该求助链接可正常接收捐款。
随后，新京报记者拨打轻松筹客服热线，客服人员称，“患者同意（筹款）的话谁都可以发起。”至于财产信息，“年收入、房产、车辆等征信信息是告知给捐款的爱心人士看的，项目验证时不会有人核实，之后在提现时会再一次核实患者的近况。”轻松筹客服回复。
对于求助者个人信息的审核，于亮认为，平台的审核能力有限，“它（患者家庭资产作假）的发现其实只是来自群众的一个举报。没有别的办法，因为现在即便是公安机关也无法查证一个人家庭资产的真实情况。如果一个人没有犯罪，谁都没有办法去查这件事情，且查证成本非常高。”
真实性谁来审核？
利用筹款平台进行诈捐、骗捐的事件屡有发生。据观察者网报道，2018年年底，唐某某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煤气一氧化碳中毒”为由，在轻松筹、水滴筹等平台发起筹款。随后在2019年7月，唐某某被曝光多次利用网上购买的虚假病历，在轻松筹、水滴筹等平台发布求助信息，骗取捐款7404.11元。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19年5月，杭州市萧山区一女子替父在水滴筹发起20万元的筹款，称父亲被确诊胃癌，此后不少网友转发、捐款。6月中旬，有人发现该女子在社交平台晒出买跑车、出国旅游、购买奢侈品等情况。水滴筹展开全面调查，筹款人承诺将已提取的8547元善款退还。
记者梳理裁判文书发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曾审理过一起个人大病筹款的诉讼纠纷。
该案件中，筹款发起人莫某因隐瞒了其名下财产信息以及接受的其他社会救助信息，并且未将筹款用于其孩子的医疗费中，法院认为，莫某与赠予人之间系附义务的赠予合同关系，其隐瞒家庭财产信息、社会救助情况构成一般事实失实，违反约定用途使用筹款的行为属于将筹款挪作他用，上述行为构成违约。根据水滴筹个人求助信息发布条款，平台有权要求发起人返还筹集款项。
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因目前个人大病求助需求量大、家庭财产状况核查比对复杂度高，水滴筹平台审核甄别力量确实有限，但这不构成水滴筹平台降低审查或者监督义务的正当理由。尤其在本案中，该院查明水滴筹平台的运营者是水滴公司，是一家以营利为目的的有限责任公司，并非慈善组织，也不是民政部指定的公开募捐平台，其更应在运营水滴筹平台获得合理利润的同时，加大资源投入，健全审核机制，配备与求助规模相适应的审核和监督力量。
但事实上，平台能够承担的审核义务非常有限。于亮说，法律上所有捐赠都是单向的赠予行为，钱赠予患者之后，钱的支配权完全在患者自己身上。“如果用捐赠的钱做其他事情，平台无权强制患者怎么做。”
新京报记者发现，在轻松筹等筹款平台的捐款界面上，均有发起人承诺的一栏信息，声明发起人发起的项目为大病求助性质，非慈善性质，并保证所提交的文字、图片证明材料等本项目全部信息的完整性、真实性、有效性及合法合理性。基于项目所筹款项将全部用于受助人的疾病治疗，不另行挪作他用。若有违反，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赔偿相关方(包括但不限于平台、捐赠人、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全部损失。
此外，在项目信息下方，同时标注有“该项目信息不属于慈善公开募捐信息,真实性由信息发布个人负责”。
慈善法或将作出规范
风波背后，在没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大病救助的捐助活动目前依靠的仍是行业自律。
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曾在关于互联网救助平台的监管问题上指出，有关网络平台开展的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在形式上属于民事赠予关系，不属于慈善法规定的慈善募捐，不在民政部门法定监管职责范围之内。相关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应当按照民法中附条件的民事赠予合同来对待。
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同时也指出，虽然个人求助不属于慈善募捐，但事关人民群众奉献爱心，客观上影响到慈善领域的秩序规范，“为此，民政部门从确保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持续开展对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的风险提示和风险防范工作，引导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平台开展行业自律。”
2018年，在民政部的指导下，轻松筹、爱心筹和水滴筹三大网络筹款平台在北京联合发布《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倡议书》和《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公约》，承诺将明确告知用户大病求助不属于慈善募捐，加强求助信息前置审核，搭建求助信息公示系统，抵制造谣炒作恶意行为，建立失信筹款人黑名单等多项措施。
随后在2020年，在民政部的主导下，《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公约》2.0版发布，新增了360大病筹共四家平台。升级版的公约增加了平台的督促义务，对救助款打款对象的限制来保证资金安全。
在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家良看来，水滴筹、轻松筹本质上还是商业公司，为了保证可持续性，大多数平台或抽取部分服务费用，或开展保险等业务来保持收支平衡。
对于商业化运作的平台而言，对求助者的家庭经济情况进行详尽的背景调查，存在成本过高等问题。“如果求助者不告诉平台的话，平台也没办法去核实的，没这么多的精力。”徐家良提到，对接房产系统、征信系统也不现实，政府之间有的系统都没有连起来，其中还牵扯个人隐私。
在外部监管方面，徐家良坦言，目前对互联网个人求助平台的监管相对薄弱。
徐家良提出一些建议。首先可以扩大担保的范围，在现行的筹款平台中，有“帮他证实”的选项，那么是否可以考虑邀请当地的村干部或者其他公职人员为此担保，以证明有效性。其次，可以设置求助公证，用法律手段来确保求助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徐家良还提到，“在民政部门制定个人求助平台规范的基础上，把如何提供真实信息、如何审核、如何确保款项用于真正的病人身上等规定得更完善一些，这个行业将会朝着更有序的方向发展。”
据光明日报报道，2019年，在莫某隐瞒个人信息筹款的案件中，朝阳法院提出司法建议，建议民政部指导推进平台自有资金与网络筹集资金分账管理，建立健全第三方托管机制和筹集资金公示制度；同时建议网上大病求助平台建立与医疗机构的联动机制，实现资金双向流转，强化款项监督使用。
网络平台求助的法律也正在逐步完善。10月2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分组审议慈善法修正草案。修正草案明确个人因疾病或者其他原因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向社会发布求助信息的，求助人和信息发布人应当对信息真实性负责；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应当承担信息查验义务，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于亮表示，如果民政部将来有了指定的筹款平台管理机构，明确了资金的设定标准，未来不仅需要医院能够为家属出具资金的使用证明，还需要研究医疗行业数据信息如何打通，以及如何在不涉及病人隐私的情况下调取有效的医疗信息。
“这个病要花多少钱，他已经花了多少钱，是不是要筹款。现在这些只能靠患者提供的材料，要想真正做到准确，就需要打通医疗数据。大病救助纳入慈善法，它就不仅仅是一个自律公约。”于亮称。
新京报记者 周思雅 李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