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进程】 暴雨第二天村里就自己动手接通了山泉水，老龄化的村庄里，不少老人自愿参加重建工作，还有来自区里乃至市里的力量都在支援。
洪水过后一个月，进山的道路上还留着许多修补后的痕迹，但已经可以通行无阻。8月30日，70岁的于克俭早早起床，把家里家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走上街道，不远处临时的村委会里，正在发放新一轮的物资。
梁家铺村位于百花山脚下，被称为百花山下第一村。洪水中，梁家铺村的基础设施毁坏严重，村民家里多处围墙倒塌。一个月来，在救援队伍的帮助下，道路、电力、网络、水逐渐恢复，村里的人们，重新打理这个灾后的山村，而包括于克俭在内的许多老人，正是这个村庄恢复和重建的主力。
山村里50岁还算年轻人
1桶食用油，4袋面，1包蔬菜，1提瓶装水……这是于克俭领到的物资中最重的一次，洪水之后，村里的生活物资一度中断，蔬菜、水、煤气、粮食，都处在紧张的状态。习惯了随时随地可以买到任何生活物资的人们，大多数都没有了储存的习惯，老人也是如此。
突如其来的洪水，让所有人措手不及。暴雨最大的时候，两股大水从不同地方冲进村里，村里紧急转移了所有村民，但没有转移出更多的物资。洪水之后，不少人家里被水浸泡，而外部救援的物资，成为他们灾后维系生活的基础。
于克俭家离村委会不远，他打算自己把物资扛回家，一趟不行，就多来几趟。包村干部周利军上前帮忙，扛起了面粉和瓶装水，帮于克俭送到家里。
从暴雨预警开始，周利军几乎都待在村里，和村里所有人一起，经历了转移、救援、安置、恢复的全过程，也经历了失联到复联的艰难历程。
梁家铺村建在两山之间的沟里，村旁一条小溪，常年有百花山上流下来的水。村里还种了中药材、果树等。但风景和新的产业，不足以留住年轻人，村里留守的大部分都是老人，全村58户人，暴雨前统计的居民只有158人。甚至连村两委成员也都是老人，64岁的村支书梁怀军说，村两委中的干部，最小的一位55岁，其他的，都开始领农村养老金了，“在村里，50岁还算是年轻人。”
一个老龄化的村庄，在暴雨和洪水中如何自救？60岁的张克浦，在暴雨中和村干部一起救了6个人。在一户被洪水淹没院子的人家，他们搭着梯子，从后墙翻进去，救出了4人，又用绳子绑在腰上，把人从被洪水淹没的家里拉出来。
82岁老人也劳动收拾
于克俭一个人居住，洪水之后，孩子们回来帮了几天忙，又回去上班了。家里和院子里二指厚的淤泥，他一个人清理得干干净净，只有地上一层干燥的浮土，还有洪水流过的痕迹。
洪水过后，村里组织村民展开自救，包村干部、村委会干部、志愿者们一家一家地帮助排水清淤，于克俭清理了自家的淤泥后，又参加了村里的劳动，干了三天。
梁怀军介绍，在梁家铺村，许多老人自愿参加村里的恢复工作，年纪最大的82岁了，“我们不让他干，但他还是主动干了不少活儿。”
不止梁家铺，在整个受灾山区的众多村庄里，不论是清理淤泥，还是整理土地，或是收拾家园，村庄里参加劳动的，大部分都是老人，除了参加救援的队伍、志愿者，村里的年轻人，很少有长时间回村帮忙的。
空心村、老年村，这些平时被人们反复讨论的乡村发展困境，在难以预测的自然灾害面前忽然被放大了。
自然灾害带来了严重的生命与财产安全风险，如何应对风险，减少损失，可能将是这一次灾难之后，需要长久思考的问题。
村庄重建需克服无数困难
在梁家铺村，一位老人在转移之后，执意回到家里，想要拿遗落的手机，想要用手机和在外的孩子们联系。村干部们发现后，用绳子绑住他的腰，才从洪水中救出了他。
洪水过后两三天，梁家铺村的村干部和包村干部们，几乎都没有睡觉。人员安置、餐饮保障、和外界打通消息，每一件事情，都需要庞大的工作量，都需要克服无数困难。
包村干部周利军和村支书梁怀军两个人开一辆四驱车出村，平时10多分钟的路程，两个人开了两个多小时，中途还弃车步行，才抵达镇政府。即便如此，他们村也是第一个到达镇政府报告情况的村子。洪水退后的第二天，他们村里就引入后山的泉水，解决了吃水问题，也是清水镇第一个通水的村庄。
即便如此，村里的恢复和重建，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直到8月中旬，在有救援队伍帮助的情况下，村里的淤泥仍没有清理干净。村民们的家里，也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张克浦的家里，淤泥已经清理结束，院子里晾着大大小小的各种家具、电器，从柜子到桌子，从吹风机到电视机，“进水的屋子，这一冬天不能住人了。”
其实，许多村民开始考虑搬迁的可能，包括于克俭在内。这场人生中毫无先例的暴雨和洪水，让他们开始重新思考未来的生存之道。如果遇到下一次，是否有能力应对，或者说，是否有必要按照这一次洪水的标准，去重新设计和提升村庄的防汛能力？于克俭觉得，面对超常的自然灾害，一个老龄化的村庄，不太可能有能力去独自应对。与其花费高昂的代价，以超常规的代价去重新规划村庄，不如整体搬迁，但这只是他自己的想法，是否真的具有可行性，又是否有实现的条件，他并不知道。
外部力量帮助灾后重建
随着道路的打通，更多的物资在不断进入受灾村庄，在梁家铺村，每天至少有一次外部的物资运送进村。尽管在救灾和恢复中，村民们一直在积极自救自助，但来自外部的帮助，仍然是应对灾难最主要的力量。
“在应对灾难时，村干部、包村干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周利军说，“村庄老龄化、空心化的同时，也意味着村庄体量的变小，老人多，但总人数并不多，因此包村干部和村干部的力量得以体现。”
在此次受灾的村庄中，数百人的村庄，即可算作是大村，在深山区，人口稀少的小村庄占据了绝大多数，最小的村庄，只有二三十个常住人口。“利用政府和村党支部的力量，弥补村庄老龄化的缺陷，是这次灾难中普遍展现出来的特点。”周利军说，“在这次灾难中，我们看到了基层党支部的强大力量，有村支书在洪水中救了一个小女孩，也有村支书带领村干部，打破院墙，救出了困在院子里的村民。”
村庄的灾后恢复同样如此，在村里，许多老年人参与劳动排水清淤，但同时，外部的救援和支援力量成为恢复村庄的主体。
“梁家铺在洪水后的第二天就接通了山泉水，这是我们村里自己动手解决的。同时，政府也在帮助修复自来水管道，到8月中旬左右，自来水就恢复了。”梁怀军介绍。
对于村庄的恢复和重建，周利军持乐观的态度，“灾后的恢复和重建，更多的力量来自全区乃至全市的力量，相信会在短时间内有比较明显的成效。”
来自外部的强力救援和帮助，缓解了村庄老龄化的困境，但这样的帮助是否可以持续，在灾难之后，引起了更多村民的思考和讨论。
“过去关注乡村的老龄化，更多集中在老人缺乏照料、乡村发展缺乏劳动力等方面，但自然灾害来临后，给老龄化的乡村提出了新的问题，老年人如何防灾减灾？”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农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说。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