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拥有一台海鸥牌照相机，是很有面子的事，也是文艺青年的标配。那时的胶卷相机，凭着时尚的造型和小巧的机身，稳稳占据着相机行业的主角，受到无数人的青睐。
相机装在精美的牛皮盒子里，银白色的金属前脸配上黑白色机身，显得十分洋气。当年,大米一毛二一斤，啤酒八分钱一瓶，羊肉一块九一斤，供销社卖53度茅台酒才八块钱一瓶，买一台海鸥牌照相机，却要整整两百元。对普通家庭来说，两百块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那时候，非农户工人得不吃不喝攒四个月的工资，才够买一台。多数人家上有老下有小忙着养家糊口，从没想过，自己能有余钱买这“玩”。但那时候我家里就有这样一台。
那时黑白摄影是主流，用的多是120和135柯达、富士、乐凯的胶卷。上世纪80年代的黑白摄影，不光是技术活，更是艺术修养的体现——需要对光影、构图、胶片特性有一定的理解，还得有足够的耐心和细致的暗房操作能力。正如当时摄影界常说的：“彩色摄影是记录，黑白摄影是表达。”
父亲一边学摄影，一边给乡亲照相，挣点钱贴补家用。他的暗房，就是老家院子里那间简陋的西房。
门一关，世界就黑了。父亲摸黑架好放大机，三个白瓷盘一字排开，盘边贴着胶布，分别写着：显影、停显、定影。红灯亮起来的时候，他的脸从暗处浮出，眉头皱着，鼻尖沁着细密的汗珠。
这张是给村里三爷爷家的全家福。底片卡进片槽，放大机镜头旋紧，一束光打下来，相纸上慢慢浮出人影——先是模糊的灰，渐渐分出黑与白，然后是棉袄的褶皱，是老汉抿紧的嘴角。父亲掐着秒表，嘴里念念有词。八秒，九秒，过了。竹夹子夹起相纸，浸进显影液。父亲轻轻晃着盘子，像摇一只摇篮。人影越来越清晰，三爷爷的皱纹一道一道显出来，身后是土墙，墙根蹲着那只黄狗。父亲把相纸夹起来，水淋淋地端详一会儿，才放进停显盘。
那时候，我就蹲在门边看。西房里全是药水味儿，酸溜溜的，熏得眼睛发涩。但我不肯走。红灯把一切都染成暗红色，父亲的背影也是暗红的——他在那片暗红里，一待就是半夜。
后来我们家盖了新房，搬了出去。房后贵田叔家院子小，想扩大，跟父母再三商量，把老院子买走了。随着时光流逝，父亲的青春岁月，也像柯达胶卷一样，渐行渐远。但岁月总会留下一些永恒的印记——我的成长与进步，每一步都有父亲的镜头相伴。
那台海鸥相机，如今放在我家的书柜上，最显眼的位置。
每次看到相机，总觉得暗室那个红灯还亮着，父亲在光晕里低着头，一举一动都稳得很。
那个年代的农村，大多数人一辈子没走出过县城。但父亲的暗房里，装得下整个村庄。
栗培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