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整一年了，我的脑海里不时地会交替闪现出父亲慈祥和善的面容，和父亲几次送我上学堂时既坚定又不舍的目光。
1952年，我出生在神池县项家沟村一贫穷的农家，三岁时父母离异，孤父独子过着不像家庭的家庭生活。犹记得儿时父亲劳作，无人看护，经常这样那样地出些危险事。手被刀割破、头被石碰破；上树捉鹊摔下来、爬崖掏鸟跌下来；进坝耍水差点淹死、睡前玩火差点烧死；野外碰上狼误当狗追……不懂事的我常使父亲担惊受怕，我的安全成为父亲心里的疙瘩。父亲在我四岁时恳求老师收我入校，老师应诺六岁时可以。就这样，我像野孩子一样又度过了两个春秋。
上初小
当时，村里的小学为初级小学，学制四年，八岁入学。父亲好不容易盼我长到六岁，那年8月底的一天，父亲白天跑到公社供销社为我购买石板、石笔、纸张等学习用品；夜间在煤油灯下笨手笨脚地用破布为我缝制书包、裁纸钉本……第二天一早，父亲为我洗手洗脸，挎上书包，送我上学。路上，父亲再三安顿说：“不要骂人打架，不要打烂石板，不要迟去早回；要听老师的话，要和娃娃们相好，放了学要早回……”这迈入学校前的“三要三不要”竟成为我日后的基本行为准则。父亲把我交给余培尤老师后，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望着父亲离去的背影，幼小的心灵里觉得父亲的背影像远处的山一样高大。
我这名编外学生，每天只是用石笔在石板上重复写着“大小多少，上下来去”和从1到10这十个数。八个字十个数伴我度过了两年的时光。及至八岁，纳入编内，成了一年级的正式学生。记得那是1959年秋，当时一年级还有七人，加我一共８个人。毕业时，只留下我和董钰。
我在上初小期间，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常常吃不饱饭。山药蔓、榆树叶、柳树芽、白草根、荞麦秸、麻谷糠皮等成为主食。那时，村人多数逃荒，有的竟逃到了内蒙古、太原等地。我同年级的那些孩子们多因此而辍学，20多人的学校，只留下了8人。我一直坚持到1963年，完成小学学业，以全学区第四名的成绩考入城关完小。
上高小
当年小学分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村里一至四年级为初小，城里五至六年级为高小。初小与高小合为一体的小学为完全小学，即称完小。
当年初小毕业考入城关完小高年级的还有同村的董钰，其父母怕董钰年龄小，出门在外受罪，让其与下一年级的几个孩子于次年考入城关完小。父亲也怕我一人没个照应，也让我留级，我哭闹着不依，决心一人步入新校。最后，父亲还是依了我。县城学校距我村有20里山路，住校吃伙房，被褥粮食自带，成品粮交伙房代做。1963年秋，父亲用一辆毛驴车，将米面、铺盖拉上，一路上左叮咛，右嘱咐，不停地唠叨：“你一个娃娃，我实在不放心，有个头疼脑热可咋办？”边说边以泪洗面。“你这娃就是犟，先试试，要是实在不行，咱就再回来……我不想让你在外面受罪……对娃娃们要好些，你对人家好，人家才会对你好……”
漫漫20里山路，父亲一个劲地叮嘱，好像要把肚子里的话说完似的。快要进城了，父亲继续说：“咱受这么大的罪，你可要好好念书啊！”我不停地点头。
父亲把我交给班主任，把米面交给事务长后就到中午了，父亲水米没打牙，牵着那头毛驴走上了返家的道路。临别时，父亲再三叮咛：“好好念书，才有出息。”此时，父亲眼眶里闪着泪花，眼神里流露出希望和企盼。我目送父亲远去，只见他一步三回头，渐走渐远，和父亲一样高的我，觉得他的背影很高大。
两年的高小生活，真乃是饥寒交迫。吃不饱是常事，那冷真是让人难忍。周六回家多次碰上狼，多次遭雨淋，多次遭风雪。一次回家，走在半路，狂风暴雪袭来，走一步退两步，裤腿里、脖颈窝都灌满了雪。几次摔倒，几次爬起，漫漫山路，十二三岁的我，孤身一人在夜幕下艰难地行进。狐狼出没，侧身而过，我连滚带爬回到家已是深夜。敲门叫醒父亲，父亲抱住我就哭，那哭声含着心疼，含着无奈，含着对艰难生活的控诉……
高小两年，我奋力求知，一个村里娃居然能在班里考到前五名，班主任李志新老师对我考入神池中学抱有很大的希望，我自己也很有信心，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上初中
1965年，我在小升初考试中，因作文结尾时误把“将来”写为“蒋来”，作文被判了零分，不仅名落孙山，而且还被审查了一番，最终因我是贫农出身，此事才不了了之。就是这两个字使我步入神池中学的愿望成为泡影。后来在好几个老师的推荐下，被神池农业中学录取。
1965年秋，父亲又是用毛驴驮上铺盖、粮食送我上学。一路上又是千叮咛、万嘱咐，唠唠叨叨不停地叮嘱、安慰我。到校安排停当后，父亲用满是老茧的手拍拍我的肩说了和两年前同样的话：“娃，好好念书，才有出息！”我知道，父亲这一拍里有企盼，有信任，还有希望。我望着父亲慈祥敦厚的面容，又是不停地点头。父亲牵着那头毛驴返程了，又是一步三回头，比父亲高出一大截的我看着他渐走渐小的背影，心里却觉得越走越高大。
上高中
光阴是那么快地流逝，不知不觉三年初中生活结束了。1968年初中毕业，我已长到17岁。当时高中不招生，我回村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随后到五寨飞机场、神池坝堰梁公路等地打工……
1970年春，神池中学高中班恢复招生，我被神中录入高三班。父亲看着录取通知书，感慨地说：“我娃好样的，考上了县政府的学校，家里再作难也要让娃上学！”1970年5月19日早，我说自己可以单独到校，父亲坚持要送，于是父子俩上了路。父亲背着那卷经过拆洗的旧铺盖，我提着那些零碎物品和书籍，一路上父亲又是不停地唠叨叮嘱，尽管是多次的重复，然而他还是那么认真。到校办好了一切手续后，父亲又是水米没打牙地离校返家了，又是那只大手拍在我的背上，然而此时我觉得要比以前重了很多，心头也多了几分责任。站在校门口目送父亲离去，看着渐去渐远的父亲，我有一种朱自清写《背影》时的感受：在晶莹的泪光中，我又看见那熟悉的、高大的背影。
上大学
高中两年不觉毕业，1972年3月，我被招为温岭学区民办教师，任教两年后调温岭公社任业余辅导员，虽说是搞专项工作，实际是啥活都干。坐办公、兼管妇联工作、写材料……1974年秋，经“民主推荐、文化考试、组织批准、学校复审”后，我成为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员，也成为我村第一名大学生。那年秋天，邮递员把通知书送到家里，父亲望着它，好一阵子端详，虽目不识丁，却知道它的分量。突然父亲发问：“念了大学，是不是就成了秀才啦？”邮递员认真地讲了一番，父亲又惊喜，又惆怅。惊喜的是儿子成了“秀才”，惆怅的是钱没着落。尽管愁，可父亲语气坚定地说：“砸锅卖铁，也要供娃上学！”
10月2日，我要启程去临汾山西师范学院报到了。那年的我已经22岁了，但父亲执意要送我到县城坐火车，经再三劝阻才作罢。出发那天，我自己背着铺盖，带着父子俩筹集下的68元钱，迈出上大学的第一步。父亲边走边又是一番唠叨：“你出远门要自己照顾自己……你放心，我有办法供你念完大学……咱有今天，全靠毛主席……念成书不要忘记咱这儿的老百姓……”不知不觉走出一里多地。我阻止父亲再送，于是，父亲站在长城垛口处目送我走上那条走了十几年的上学路。
当我一步三回头瞭望父亲时，他仍在那垛口处站着，最终从我的视线里消失，然而父亲那如山般高大的形象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直到今天。
杨宇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