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居委会给我送来一辆轮椅车，包装箱上印着醒目的红字：关爱抗战老兵，敬赠抗战英雄。我今年96岁了，看着轮椅车，我把手放在床头那只褪色的红药箱上，窗外，人潮如川流，一片繁华，而我却在这喧哗之中，清晰地听见了薛公岭的枪声。
我的老家在柳林县，我八岁那年，成了儿童团员，站岗放哨送情报。
记得那是正月十五，柳林的元宵节比大年初一还热闹，家家户户做“盘子”——那是古代“祭盘”的传承。从正月十三到正月二十六，街巷张灯结彩，高搭彩盘，人们弹唱、扭秧歌、转九曲，祈求风调雨顺。
那天轮到我站岗。端着一碗母亲刚煮出来的饺子，我爬到村头高坡上。当时没有钟表，就靠燃香计时。刚点上香，饺子才吃两口，远处阳光下一闪一闪的亮光刺进了我的眼睛。
是刺刀！我猛地敲响铜锣。可节日里鼓乐喧天，没人听见警报。我扔下碗筷，撒开腿就往村里跑，边跑边敲锣边喊：“鬼子来了！鬼子来了！”
人们终于惊醒，急忙转移。全村一百多口人安全撤离，只有四位老人因为跑得慢，惨遭毒手。鬼子把老人推进山沟，把浇上汽油的门窗板子砸在他们身上，点燃……
我强忍着眼泪，掩埋好乡亲的遗体，就去报名参军。因为年纪太小，部队不收。直到1945年，我才成为晋绥三分区的一名战士。
那次扫荡过后，鬼子又接二连三、一次比一次疯狂地扫荡。一次，我行至村外破败的古寺时，闻到一阵肉香。我悄悄走进寺门，看见一个日本军官正歪坐在香案前，一手抓着烧鸡，一手握着酒瓶，边喝边自言自语。我看到他领章上的金星，断定他是个日军头头。我屏住呼吸退出来，一路小跑着报告了八路军。战士们迅速包围了寺庙，兵不血刃就生擒了这个日军将领。
原来这是个好酒的鬼子，行军途中溜进寺里偷吃烧鸡，喝得酩酊大醉，竟忘了归队。后来才知道，他携带的作战地图和机密文件，让我们提前掌握了日军整个师的撤退路线，也为日后薛公岭那场漂亮的伏击战，提供了重要信息。
部队准备攻打汾阳城。城墙高耸，我们没有重武器，决定挖地道突袭。我报名参加突击队，营长陈振东没同意。后来才知道，钻进地道的72名同志和7名开门勇士全部牺牲。叛徒郭学良投敌，鬼子用毒瓦斯灌进地道，又残忍杀害了开门的七勇士。
从那以后，我的生活里便多了一个红十字药箱。
日本投降时，我们在薛公岭阻击撤退的日军。两边深山里的八路军同时开火，我觉得打枪不解恨，一颗接一颗地扔手榴弹。很快，剩下的鬼子全部投降。
缴获完武器，我们发现俘虏中有很多伤员。军医忙不过来，叫我帮忙。看着那些鬼子，我想起被烧死的乡亲，被毒死的同志，恨不能亲手为他们报仇。但部队有纪律——不许虐待俘虏。
伤员很多，多到让我背起药箱独当一面。天热，鬼子的伤口已经发臭，血腥混着腐肉的气味令人作呕。我撕开他们粘在血肉上的衣服，用消毒刀切除腐烂组织。因为消毒严格，伤口都没有感染。就这样，我成了战地医院的“外科一把刀”。
后来我参加绥包战役，虽然没有像父亲那样带兵冲锋，却在流血与牺牲中选择了另一条路——背起药箱，救死扶伤。
这一背，就是一辈子。药箱陪我走遍大江南北，医好无数病患。援越抗美时，在越南的丛林里，药箱再立新功。那里天上有飞机，地上有蛇蟒。睡觉时被窝里常钻进来蛇，穿鞋时也要小心——蛇知道鞋里暖和。我在官兵的鞋子和被窝里放点雄黄，蛇就不敢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到重庆军医大学深造，药箱始终不离身。无论何时何地，看病分文不取。那时没有妇产医院，我就用药箱里的工具给产妇接生。我还很喜欢研究医术，经常自己配药，用口服消炎药碾碎外敷，伤口愈合得很快；治痔疮时往患处注射稀释碘酒，疮疤很快萎缩脱落……
几十年间，我转战南北，药箱越换越大，最后不得不买了辆自行车。有一次出急诊，下坡时一阵风把草帽吹到眼前。遮住视线的刹那，我知道前面就是悬崖。我不敢刹闸，只好向内侧摔倒。连翻几个跟头后，发现已停在悬崖边上。我顾不上自己的擦伤，赶去救治病人。直到患者转危为安，才包扎自己的伤口。
1978年，我的二女儿高中毕业下乡。我送她一个红药箱，她把好传统带到农村，成了受人欢迎的赤脚医生。大女婿在干休所工作，我也送他一个药箱，他用我的土方子治好了很多老同志的顽疾，受到老干部的欢迎。
这只药箱，是救命箱。战争年代，它陪我驱日寇、打老蒋、抗美帝；和平时期，它伴我们抗洪灾、守边防、保和平。
现在的药箱越来越沉了。除了碘伏纱布，还装着胰岛素、速效救心丸等。
当我合上药箱，箱扣清脆的声响仿佛穿越八十年时空，与薛公岭的枪声产生共鸣。那些牺牲与救赎，仇恨与宽恕，最终都沉淀成红十字箱底最厚重的一抹红。这红色比鲜血更永恒，比夕阳更温暖，在时光长河中永不褪色，永远奔流着生命的力量。
康应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