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赵宏斌，山西繁峙人，文化学者，忻州市长城学会繁峙分会会长、繁峙三晋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清凉北灵书院院长。
赵宏斌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政局动荡，地方行政体制的演变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晋国作为当时的强国，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县郡体系，这一制度不仅在当时政局中起到关键作用，也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留下深刻烙印，对后世行政区划格局影响深远。
在晋国广阔的疆域内，繁峙霍人县邑犹如一颗明珠，承载着独特的历史内涵。春秋战国时期圣水头102座集体墓葬群及“藿人”布币的出土，从实物层面证实了其作为一方县邑的悠久历史；清代光绪年间编纂的《繁峙县志》为其地理沿革提供了珍贵的文献依据；中国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等权威著作，则明确了霍人在山西北部特定历史阶段的重要地位。深入探讨繁峙霍人县邑，对全面理解晋国地方行政制度、地域文化及其历史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一、霍人县邑遗址概况
霍人县邑遗址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是研究古代地方行政与历史地理变迁的重要实物资料。据1995年版《繁峙县志》记载，霍人县邑在春秋时期属晋国，战国时期归赵地管辖。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此地改置为葰人县，东汉时废置，西晋时复置，永嘉之后再度废弃。遗址位于今圣水头村东约一公里的古城沟，原为深沟地貌，后因宝山中学建设而发生改变。隋代在此区域设立繁峙县，这一建置沿革反映出该地区历史的沧桑变迁。
另据《繁峙文史·长城专辑》记载，葰人县遗址位于繁峙县繁城镇圣水头村东北，即今繁峙县职业教育中心（原宝山中学所在地），坐标约为北纬39° 11′35″、东经113°17′42″，平均海拔约950米，南侧为滹源大街。遗址历经春秋时期的霍人县邑、汉代葰人县及后续多次废置与复置，每一阶段都留下了独特的历史痕迹，为探讨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演进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依据。
二、晋国县郡的发展脉络与历史意义
晋国设县历史悠久，可追溯到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且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特征。
（一）早期萌芽阶段（公元前9世纪—公元前8世纪）
据《说文》记载：“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晋国县制由周制演变而来，制度渊源深厚。晋穆侯七年（公元前805年），晋国征伐条戎，占领条地，接着攻打千亩，击败戎狄，并派人驻守新得的边地。条地位于绛县与沁水之间，千亩在今安泽县境内，当时均属边陲。此举符合“吞并小国边地置县”的惯例，可看作晋国拓展疆土、设立县制的初步形态。设县加强了对边疆的控制，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
（二）制度形成阶段（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7世纪）
晋文侯在位时，灭韩国（今河津县北），让韩万任邑主；晋武公吞并夷国、荀国（今临猗县南），封大夫黯于此。这些地区虽仍称“邑”，但已具备县邑基本特征。晋献公时期（公元前676年—公元前651年），新开拓的领土多分封给有功将领或派驻官员镇守，虽未正式称“县”，却已发挥县邑实际职能。此阶段，晋国县制逐渐成形，从初步设立到具备一定管理职能，为正式确立打下基础。
（三）正式确立阶段（公元前7世纪）
据《左传》记载，晋国最早明确设县见于晋襄公元年（公元前627年），晋襄公“命以先茅之县赏胥臣”。先茅之县位于平陆县南的茅城（今茅津渡），其设县时间至少早于公元前627年二三十年。晋文公时期（公元前636年—公元前628年），灭原国（今沁水县境）后，先后任命赵衰为原令、箕郑为原县令，显示县制已趋于规范。
晋国县制演进，体现了从“分土而治”向“分民而治”的治理模式转变。这一转变意义重大，为战国时期郡县制完善乃至秦朝全面推行郡县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绛县作为“天下第一县”，展现了县制在晋国核心地区的系统化推进过程。晋国县制发展，不仅是行政区划制度重要创新，更是中央集权体制形成关键一环，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演进影响深远。
三、霍人族群的迁徙历程与设县时间
（一）迁徙历程
霍人的迁徙历程体现了华夏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脉络，跨越数千年，主要可分为四个阶段。
1.早期定居与文明孕育（新石器时代至夏商）
霍人最初活跃于晋北滹沱河上游的繁峙霍池一带。他们融合鸟类(燕子)图腾与物候观测，形成独特的族群认同。新石器时期，霍人在此繁衍生息，通过观察和适应自然环境，逐步形成自身的文化特质。至夏商时期，图腾演化为政治符号，“霍”字在甲骨文中定型，标志着族群记忆走向制度化。史载帝喾之子实沈受封于太行山以西的“大夏”故地，与五台山北麓霍人遗址中发现的仰韶、龙山、二里头、商、周五期文化遗存高度吻合，暗示霍人很可能承接了北迁夏裔的文化谱系。这一时期，霍人在晋北地区逐渐成长壮大，为后续的迁徙与文化传承奠定了基础。
2.南迁与政体形成（商周之际）
随着商王朝灭土方，霍人主体沿滹沱河谷南迁至太岳山脉北麓，形成“霍池—霍人—霍山—霍国”四位一体的人文地理格局。在南迁过程中，霍人融合中原礼制与晋北地域文化，成为连接晋冀两大文化圈的重要纽带。他们吸收中原先进制度，同时保留北方地域特色，创造出独具一格的文化形态，促进了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3.国灭与族群扩散（春秋时期）
公元前661年，晋献公灭霍国，改设霍邑。末代国君霍公求逃亡至齐国，部分族人因祭祀需要返回晋地，其余贵族则以霍为姓向四方迁徙。由此，霍人族群由集中聚居转向分散发展。霍国的覆灭成为其历史演进的关键转折点，族人虽散落各地，仍顽强保持着姓氏、传统与认同，为后续文化的存续与融合埋下伏笔。
4.文化延续与融合（晋国以降）
霍国作为政治实体虽已消亡，其文化基因却通过姓氏传承、方言存续与祭祀习俗得以延续。部分霍人融入晋南地区，另一支很可能在公元前594年之前参与了晋北“霍人县邑”的形成，延续了夏文化的某些特征。青铜纹饰从鸟形图腾演变为宗法礼制的象征，印证了霍人文化在历史变迁中的调适与传承能力。在漫长的迁徙中，霍人文化不断吸纳和融合其他文化元素，既保持了自身内核，又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与生命力，成为华夏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
（二）设县时间
霍人设县可追溯至春秋时期。随着晋国对北方地区控制的逐步加强，霍人所在区域逐渐被纳入县制管理体系。虽史书未明确记载具体的设县时间，但结合该地区的历史发展与战略地位推断，设县应在晋国大规模推行县制的阶段，即公元前594年前五十年左右。这一时期，晋国为巩固对新占区域的统治，广泛设立县制，霍人作为北方要地，成为设县的对象。霍人设县对强化晋国在北方地区的管理、推动地方经济与文化往来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繁峙霍人县邑在晋国的地位与作用
（一）战略要地与政治支点
1.战略要地：北方门户的关键屏障
霍人县邑拥有逾2600年的建城史，战略地位显著。春秋时期，它作为晋国的北方门户，成为内政布局的重要支点。晋国在此驻军设防，从而掌控北方战略要冲，维护国家稳定。在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及应对诸侯国边境争端时，霍人县邑发挥了重要的防御功能。凭借坚固的城池与充足的兵力，敌人难以突破晋国北方防线，这有力保障了晋国后方的安全。
2.政治支点：安置宗族彰显政治智慧
据《左传》记载，鲁襄公十年（公元前563年），诸侯联军攻灭偪阳后，晋悼公遵循礼制，派遣周内史挑选偪阳宗族中的贤能之后，将其迁至霍人之地，以承续妘姓祭祀，此举意义深远。在政治上，存续亡国之祀，彰显了晋国尊礼重义之风，在征伐不断的春秋背景下，这也凸显了晋国作为大国的气度与政治智慧。通过安置偪阳宗族，晋国赢得了列国的尊重，缓和了周边局势，减少了潜在的反抗。今繁峙县东仍存的齐城遗址，或与此事相关，印证了霍人县邑在晋国政治活动中的重要地位。这一举措使晋国在处理诸侯关系时更具主动性，提升了其政治影响力。
（二）文化传承与宗法延续
1.延续祭祀，巩固宗法秩序
周王室将已灭的偪阳国宗族贤达迁至霍人县邑，使其主持妘姓祭祀，具有深远的制度考量。霍人县邑曾为帝喾之子实沈的封地，宗法根基深厚，为安置偪阳宗族提供了文化依托，也体现了周王室对该地政局稳定的认可。将偪阳宗族迁至霍人县邑，是对这一文化脉络的有序承续，使偪阳宗族得以存续宗祀、安身立命，从而强化了周王朝宗法制度的延续性，维护了社会文化秩序的稳定。借此安排，周王室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使宗法制度在更广地域内得以贯彻施行。
2.传承习俗，延续古老信仰
《礼记·礼器》记载，晋人祭祀黄河之前必先祭滹沱河，这反映了滹沱河在古晋地信仰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滹沱河作为先秦时期黄河的关键支流，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深植于晋人的文化观念与信仰生活之中。如今，繁峙前所村在元宵节期间保留的“灯官祭祀”“水洗灯官”习俗，正是这一古老祭祀传统在民间的生动延续。霍人县邑由此成为维系宗法秩序的文化基石，见证了晋国文化的赓续与发展。
总之，繁峙霍人县邑在晋国兼具战略要地与政治支点的功能，同时也是文化传承与宗法维护的重要载体。它在晋国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深刻印记，对晋国乃至整个华夏文明的演进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五、结论
本研究基于唯物史观，深入考察晋国时期的繁峙霍人县邑。研究发现，霍人县邑的形成与晋国县郡制度的发展紧密相关，是特定历史阶段多种社会因素互动的生动体现。随着生产力提升与疆域扩展，晋国县郡制逐步确立，为霍人县邑的出现奠定了制度基础，反映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历史规律。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加强对霍人县邑的保护与研究，深入挖掘其历史内涵与时代价值，让这一珍贵文化遗产在传承中焕发新的活力，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滋养与文化支撑，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谨以此文献给我深爱的家乡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