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娘俩造人”到“曹仙媪成道”再到“黄河仙子”

　　作者简介：张九锁，山西大宁人，中华现代文学艺术促进会作家委员会理事，大宁县首届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出版有《黄河文化》《大河古话》《水土谱剧本》《建设教育强县》《机械厂之歌》等著作。其中，《大河古话》获临汾市2018年“五个一工程”优秀奖。
　　一条黄河，三重叙事。
　　山西省大宁县马斗关黄河东岸，有一通刻于元大德元年（1297年）的石碑，碑文中有句耐人寻味的推测：“抑昔之水仙也”。这几个字，打开了一个跨越千年的文化密码箱。
　　从先秦典籍中女娲抟土造人的经典叙事，到大宁民间“娘俩造人”的口述传说；从宋代曹仙媪踏浪渡河、石龛坐化的神异故事，到当代“黄河仙子”的文学演绎，同一文化符号在黄河岸边经历了三次重要形态转换。这是民间神话传说“层累造成”与“活态传承”的典型样本。

一、第一重流变：从“女娲独造”到“娘俩协作”

　　1.经典叙事的权威建构
　　女娲造人神话的文献化，是一个权力与知识互动的历史。从《山海经》《楚辞》的模糊记载，到东汉应劭《风俗通义》首次明确“抟黄土做人”，再到袁珂《中国古代神话》的系统整合——这一神话经历了从“碎片化”到“教科书叙事”的经典化过程。
　　经典版本的核心是单一造物主结构：女娲独立完成人类创造。这种“独力造人”模式，符合父权制社会对女性“原初创造力”既承认又限制的态度。
　　2.大宁传说的结构性突破
　　大宁“娘俩造人”传说最显著的特质，是打破了“单一造物主”范式，建构了母女协作的创世团队：“玉皇大帝派女娲和她的女儿仙子下凡来到世上……母亲捏的粗糙就成了男人，女儿捏的灵巧就成了女人。”
　　这一叙事包含三重突破：
　　神格的分配。女娲不再是孤绝的创世神，而是与女儿（黄河仙子）形成“主神—辅神”的协作关系。女儿具有独立神职和创造力。
　　技艺的性别编码。传说将“粗糙”分配给男性、“灵巧”分配给女性，表面看是顺应传统性别分工，实则通过“女儿造人”情节，将女性创造力从“母职”中剥离，赋予独立神圣合法性。
　　姓氏的起源叙事。“见物赐姓”——看见树叶姓“叶”，听见落水声姓“董”，将百家姓起源与黄河流域自然景观直接关联。
　　3.“口头传统”的学术价值
　　贺怀瑾先生从母亲口述中记录的这一传说，代表了文字文明之外的知识体系。李琳之教授指出：“尽管县志和各种典籍中都见不到记载，但我觉得这正可能是女娲、伏羲时代人们崇天观念的一种原始文化口传遗留。”“娘俩造人”传说中保留的母系社会痕迹，很可能是史前黄河流域母系氏族文化的遥远回声。

二、第二重流变：从“昔之水仙”到“曹仙媪”

　　1.元碑的叙事策略
　　郝季隆《曹仙媪成道誌》碑，是一篇极具叙事技巧的文本。作为奉命出使的官员，其书写兼顾“实录”与“神异”：实录层面详细记录时间、地点、人物，赋予“史笔”权威感；神异层面描绘曹仙媪“左手提磨穿跟铁鞋，右手握光滑如玉铁杖”的怪异形象，以及“平步翩翩若御风”的渡河神迹。最精妙的是，郝季隆并未直接断言曹仙媪为神，而用了“抑昔之水仙也”的推测语气。
　　这种“审慎的神圣化”策略，是一种文化转译：将民间口耳相传的“水仙”信仰，转化为士大夫阶层可接受的“异人”叙事。郝季隆的碑文，是黄河仙子传说从“口头传统”进入“文字系统”的关键节点。
　　2.“水仙”身份的千年悬案
　　“抑昔之水仙也”几个字，构成黄河仙子文化研究的核心谜题。“抑”为或然连词，留有解释空间；“昔”指向比宋代更古老的时代；“水仙”即司水女神。郝季隆暗示曹仙媪可能是某位更古老水神在后世的人格化显现，但并未指明具体身份。
　　这一留白为后世的“传说层累”提供了空间。当研究者将“娘俩造人”传说中的“黄河仙子”（女娲之女、水神）与“昔之水仙”对接时，完成了一次跨越千年的文化拼图：黄河水神（创世时期）→昔之水仙（远古信仰）→曹仙媪（宋金时期人格化）→黄河仙子（当代统称）。
　　3.“坐化”与“羽化”的信仰融合
　　曹仙媪传说的关键细节是“坐化”方式：“拉了幼女领着狗走向河中，举步踏浪如履平地……径直走上东岸山崖的石龛……仙子、幼女和狗全都羽化升天。”这一叙事融合了道教“羽化”、佛教“坐化”、民间“登遐”及地方“石龛崇拜”。石龛作为“半天然、半人工”的空间，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介地带。

三、第三重流变：从“民间传说”到“文学经典”

　　1.文学重构的两次尝试
　　2007年李玉山老师首次将传说编写为《黄河仙子传奇》；2017年笔者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河古话》。文学重构的核心任务，是将碎片化的传说元素整合为具有现代叙事逻辑的故事体系，结构化为三大板块：创世造人、水土之恋、济世佑民。这一结构借鉴了现代小说的“起承转合”模式，特别是“水土之恋”情节的加入，赋予了古老创世神话以现代爱情悲剧的感染力。
　　2.“非遗”命名的文化政治
　　2011年，黄河仙子传说被山西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命名具有深远的文化政治意义：从“迷信”到“遗产”的翻转，民间传说成为需要“保护”和“传承”的文化资源；从“地方”到“国家”的跃升，被纳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宏大叙事；从“口头”到“文本”的固定，非遗申报推动了口头传统的文本化。
　　3.“黄河仙子”作为文化符号的当代建构
　　“黄河仙子”这一名称的流行，本身是一个现代文化建构过程。2002年杨迎琪先生首次在《临汾日报》上使用该名称，此后逐渐取代“曹仙媪”“水仙”等旧称。“黄河”锚定母亲河的文化高度，“仙子”保留神异色彩且更具审美现代性，整体意象将地方神祇提升为“黄河文明”的人格化身。

四、流变背后的文化逻辑

　　1.“层累造成说”的当代验证
　　顾颉刚提出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黄河仙子传说的流变验证了这一理论：第一层（史前—先秦）为母系氏族创世记忆、黄河水神信仰，载体是口头传统；第二层（东汉—宋）为女娲造人神话经典化、地方水仙信仰，载体是《风俗通义》、民间祭祀；第三层（宋—元）为曹仙媪踏浪渡河、石龛坐化，载体是元碑；第四层（当代）为黄河仙子文学重构、非遗认定。
　　但与顾颉刚所述被动性不同，黄河仙子传说的层累具有主动建构特征——每一层都是地方文化人士有意识的选择、诠释和再创造。
　　2.“活态传承”的四重机制
　　空间锚定机制。传说始终与具体地理空间绑定：芝麻滩（造人地）、马斗关（坐化地）、明窟窿山（居住地）、石龛（升天处），使抽象神话获得物质依托。
　　功能适应机制。传说功能随时代变迁而调整：从史前的“解释人类起源”，到宋金的“提供医疗神迹”，再到当代的“文化旅游资源”。
　　叙事开放机制。传说始终保持“未完成”状态，为不同时代的再诠释预留空间。
　　精英参与机制。地方知识精英的持续参与，使传说获得超越口耳相传的持久性。
　　3.“传说”与“历史”的辩证关系
　　从严格历史学标准看，曹仙媪踏浪渡河、母女协作造人，不属于“可验证的事实”。但从文化史、心态史角度，这些传说承载着真实的历史信息：芝麻滩旧石器遗址佐证史前人类活动；母系社会遗存与“娘俩造人”的母系叙事形成互文；元代碑文反映了宋金时期黄河沿岸的民间宗教生态。正如李琳之教授所言：“民间传说是劳动人民口口相传的‘有根之木，无字之书’。”

五、文化传承的当代启示

　　1.文化资源的经济转化
　　邑人将黄河仙子传说称为“金饭碗”和“聚宝盆”。在“文化强国”和“文旅融合”政策背景下，民间神话传说可转化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源，具体路径包括：文化旅游、文创产品、节庆活动、影视改编。
　　2.“根祖文化”的战略定位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中，“根祖文化”是核心概念。黄河仙子传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将“母亲河”与“母亲神”直接关联，构成“地理—神话—情感”的三位一体。“水土之恋”的隐喻，将黄河文明的生态基础转化为可感知的神话形象，为“讲好黄河故事”提供了现成素材。
　　3.非遗保护的“生产性”转向
　　传统非遗保护强调“原汁原味”的保存，但黄河仙子传说提示我们，民间神话的活力恰恰在于不断被重写、被改编、被再创造。“生产性保护”的关键在于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不变的是核心文化基因（母神崇拜、黄河信仰、创世叙事、济世精神、爱情悲剧），变的是表现形式（从口头到文字，从碑刻到文学，从文学到影视）。

六、涛声里的千年回响

　　郝季隆在碑文末尾写道：“仙之名自晦而世愈传兮，若山之古今不可泯。仙之迹欲韬而人愈显兮，若水之昼夜束流。”这位元代文人或许未曾想到，他当年的审慎推测会成为跨越千年的文化叩问。
　　从“娘俩造人”的古老口述，到“曹仙媪成道”的碑刻铭记，再到“黄河仙子”的文学升华——这一传说经历了三次重要形态转换，每一次都是文化基因的重组与再生。
　　黄河仙子传说的流变史，本质上是一部地方文化如何参与中华文明建构的历史。它告诉我们：民间神话不是“落后”的遗存，而是“先进”的资源；不是“封闭”的传统，而是“开放”的文本；不是“过去”的遗产，而是“未来”的潜力。
　　寻找“水仙”，就是寻找黄河文明的初心；守护传说，就是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这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传承，本身就是对黄河母亲最虔诚的致敬。

张九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