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民间契约文书的学术价值之我见

岳澎

　　“华夏文明看山西”，山西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发源地，在襄汾发现的陶寺遗址，被考古专家认定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从先秦到现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文明遗存荟萃于这片土地。明清以来，山西商人一度称雄商界五百余年，缔造了辉煌的商业奇迹，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民间历史文献资源。近年来，随着研究视角的转换与学术路径的拓展，契约、账册、票据、杂字、对联、善书、家谱、墓志、日记、书信等一大批山西民间文献陆续被搜集整理，呈现出井喷式增长的态势。这些文献内容丰富、分布广泛，引起了不同领域学者的关注，推动了一系列重大学术课题的产生，已然成为当下人文社科领域极具潜力的学术增长点。
　　民间契约是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物权与债权等变更行为时，为恪守信用、维护当事人权利、确保双方切实履行义务而形成的文书。作为基层民众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它真实记录了民众日常生活中的经济活动及社会关系等信息，涉及家庭及社会事务的方方面面。近年来，随着“眼光向下”研究视角的转换及“走向田野”学术路径的提倡，民间契约文书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现存山西民间契约文书数量相当庞大，在华北地区乃至全国都具有代表性。这些契约文书，从时段来看，主要集中于明清至民国；从地域来看，遍及山西全域，其中又以晋南地区存量最多；从内容上看，除常见的买卖契、典当契、分家契、借钱文书外，还有契纸押、退婚约、拦约、揽工合同、坟约等少见的契约形式；从性质上看，分为红契与白契。各类民间契约构筑起庞大且复杂的民间契约体系，既对全面理解民间契约的形式与内容具有重要意义，又对当今社会中的立约行为有着深刻影响。我们不仅可以从法制史角度剖析契约背后的规范体系，还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言等角度探究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政治史价值。契约虽产生于民间，但在形成与流转等过程中体现了民间与官方的互动，保留了官方基层治理实践的具体记录。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家制度在地方的落地形态，还是考察基层治理实况的重要载体。因此，可以通过民间契约，进一步探讨国家对契约的法律规定、地方政府对契约的司法认知与处理方式，以及契约在司法裁判中的效力与作用等。从大量标准红契来看，契约的形成过程，也是官方权力制度在民间交易过程中的具体体现。通过不同时期契尾形制、官印、说明之间的对比，可以直观反映出政府管理机制的演变过程，对于考察各个时期文书格式、交易流程、交易管理与具体执行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契约显示的官方印章同样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尤其是清至民国时期红契的印章，显示出各地不同的征税主体，与时间、地点互相印证，对于研究基层权力运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除红契外还有大量白契，这类契约虽未经官方认定，但在民间社会中同样发挥着规范约束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方制度的空白，大大拓展了对当时政治运行情况的研究。大量涉及纠纷调解的契约内容，不仅反映出政府基层治理的具体情况，也客观呈现了国家法律与民间契约互为补充的格局，显示出地方维护社会秩序的多种途径。这对于探索国家法律在基层的实施实践、基层社会的组织运行等方面价值突出，是政治史、法制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一手史料。
　　经济史价值。民间契约文书都是关于物权或债权变更的重要协议，反映了个人或团体在社会中买卖、典当、借贷、租赁、赠与等处置财产的经济活动。货币无疑是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媒介，契约记录的交易货币除了当时主流的白银、铜钱、银元、纸币外，亦包含以粮食等实物充当货币流通的情形。这些内容是了解不同历史时期货币种类规格、发展脉络及使用情况，探究当时社会的交易方式、物价水平、购买力等方面的重要原始资料，还可以此为基础开展货币史、金融史、社会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契约中还有对土地生产、交易过程中田赋、税收等内容的具体记录，是官方经济政策在民间生产生活中最直接的体现，可以与官方文献相互印证，对其具体实行情况进行实证考察。如果按地区对契约进行系统整理，可以直观显示一定区域土地买卖的总体情况，对了解特定时空内土地房屋等财产交易频率及总体趋势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果对这些契约中的相关要素进行计量分析，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间私有财产流转变动情况，为经济史领域进行专题性研究提供丰富、完整的数据支撑。而某地区关于个人或家族成体系的一组契约，其蕴含的信息与价值则更为丰富，不仅是对个人或家族经济情况的侧面体现，对于透视区域内部及地区之间经济关系、利益分配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社会史价值。民间契约文书是涉事民众一方或多方在生产生活中产生约定后，为保证遵守约定而订立的书证，不仅数量众多，且内容广杂，涉及家庭与社会事务的方方面面。分家契约是家庭生活最直接的体现，是划分家庭内各方所得财产的书面凭证，分家方式有平分、议分、阄分等，还规定了分家后各方应对家长履行的相关责任，这类契约不仅是透视家庭关系的最佳途径，而且对于探索传统社会的家庭结构变化、家庭成员关系、价值取向等具有重要价值。相较于家庭关系，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多样，除个人为主体订立的契约，还有群体双方订立的合约，反映了当时基层社会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方式，折射出交易双方的身份与地位，揭示了当时的阶层关系和社会结构。契约还再现了民众在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信用体系，对于考察特定时空个人或团体在各种关系中的观念意志与伦理道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间契约区别于国家法律，却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习惯法的角色，在监督个人履行义务，加强社会基层组织有序运行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为社会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材料。
　　文化史价值。民间契约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进程，是民众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书面约定，集中体现了深厚的务实精神和契约文化。从具体内容可以看出，大到土地房屋、小到桌椅板凳的交易都会产生订立契约这一行为，反映了底层百姓重诺守信的行事准则与价值观念。古语“恐口无凭，立约为证”，无疑是对传统契约文化的最好诠释。契约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民间社会对契约精神的维护，揭示了基层社会经长期实践所形成的运行逻辑，保证了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虽然契约多由民间订立，但是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围绕契约的文本格式与订立流程逐步固化，并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约定俗成的规则与制度，这套稳定的运行机制，成为契约文化的重要表征。在契约订立的整个过程中，中人始终扮演关键角色。契约文化中所体现的中人制度，既凸显了传统社会中血缘、地缘等关系在缔结约定中的重要作用，也依托伦理道德形成信用约束，为民间立约行为提供双重保障。探究中人制度所承载的文化内容与社会价值，有助于深入理解契约文化的内涵，厘清乡土社会的关系结构，同时也为考察宗族、社团、保甲组织参与民间交易、维系基层秩序的途径，提供重要参考。
　　语言学价值。民间契约作为传统社会的书面文本，其语言学价值同样不容忽视。山西民间契约文书呈现出显著的程式化与地域化并存的特征。一方面，其文本格式高度规范，体现了民间文书在信息记录上的实用理性，是研究传统社会民间文本规范的重要参照；另一方面，山西方言历史悠久且内部差异显著，契约文书中保留了大量具有地域特征的语言成分，大量鲜活的方言土语与通语雅言共存，其中一些方言词汇到现在仍在使用。这些内容真实记录了乡土社会“小传统”内部的原生态语言面貌，堪称研究方言演变的“活化石”。若对山西各地契约进行系统归档与整理，通过共时性的区域比较与历时性的演变梳理，有助于勾勒出语言在特定时空下的演变轨迹，为汉语方言学、社会语言学及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极具价值的实证支撑。
　　山西民间契约文书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信息丰富，作为承载传统民间社会百态的重要文献，是开展各领域研究的珍贵资料。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视角持续下移，民间历史文献的学术价值愈发凸显，山西民间契约文书的整理、刊布已成为学界热点。这些原生态的第一手材料，不仅填补了官方记载的空白，更成为解读山西地域文化特质、深刻认识民间社会的关键钥匙，为拓宽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的学术视野、创新研究路径提供了重要支撑，彰显出深远的学术价值与鲜明的现实意义。（作者系运城学院党委书记。本文系2025年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重大项目“明清以来晋南民间契约文书搜集、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