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中国历史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紧迫性

马霄

　　近代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山河破碎、主权沦丧、民生凋敝。回望这段历史，表层是军事失利与外交屈辱，深层则是生产力质态落后、生产方式停滞、科技创新缺位所酿成的文明代差。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的质态跃迁决定国家兴衰与民族命运。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发展以创新为主导，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既是对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其紧迫性与战略性必须从历史长周期中予以深刻把握。
　　近代中国的沉沦，根源在于传统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力的代际断裂。明清以来，中国固守农耕文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手工业停留在经验传承与手工操作阶段，生产效率低下，技术迭代缓慢。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历经工业革命，以蒸汽机、机器大工业为标志的现代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素质全面升级，形成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压倒性优势。鸦片战争中，英军以坚船利炮击破清军旧式武备，本质上是机器工业生产力对农耕手工业生产力的降维打击。甲午战败、庚子国难，一再证明：仅凭人口与疆域规模，无法弥补生产力质态的鸿沟；封闭僵化的制度与技术路径，必然在全球竞争中被淘汰。近代中国错失工业革命机遇，科技与产业长期依附，国家丧失发展主动权。这一历史教训警示后人：生产力不新、质量不优、效能不高，国家就没有安全，民族就没有未来。
　　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探索，从侧面印证了生产力变革的根本性意义。从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仅引进器物与技术，未触动落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结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试图以制度变革挽救危局，却因缺乏现代生产力支撑而难以持久。历史表明，不实现生产力的质态升级，不构建自主可控的科技创新体系，任何制度改良与政治变革都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命运。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新中国，为生产力解放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改革开放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践表明，唯有以科技创新驱动，才能破解发展瓶颈，赢得战略主动。
　　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部署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主导，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跃升为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
　　从近代历史观审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紧迫性集中体现为三个层面。一是国家安全的历史底线要求。近代中国因科技落后而被动挨打，当今国际竞争的实质是科技与生产力的竞争。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突破前沿技术与瓶颈制约，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历史必然。二是民族复兴的历史逻辑要求。近代中国错失多次生产力革命机遇，如今面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新一轮变革，必须抢抓窗口、主动塑造，以新质生产力支撑高质量发展，完成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历史跨越。三是文明转型的历史使命要求。近代中国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中落伍，新时代要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智能文明跃升，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方案。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近代中国的苦难历程深刻昭示：创新则兴，守旧则衰，科技强则国强，生产力优则国优。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一时之策，而是对历史规律的遵循、对历史教训的回应、对历史使命的担当。作为历史研究者与新时代青年，更应从近代百年沧桑中汲取智慧，坚定历史自信与创新自信，支持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制度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和壮大。
　　历史的接力棒已传递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唯有牢牢抓住生产力变革这个关键，以新质生产力重塑发展动能，夯实强国根基，才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行稳致远，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新篇章。（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