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文献名邦”“进士之乡”不再只是尘封的历史荣誉

崔庆和

　　平定县“文献名邦”与盂县“进士之乡”的称号，源于宋元时期辉煌的科举成就与文教传统。平定以冠山书院为核心，构建了绵延七百年的学术传承体系；盂县则创造了北宋一朝35位进士占山西四分之一的“文运奇迹”。然而，当代语境下，两地文化形象多被局限于科举制度的附属标签，其深层的思想传播逻辑、社会治理价值与文明辐射能量尚未得到充分挖掘。
　　本文通过梳理两地文化形成的历史脉络，剖析科举表象下的文化内核，认为“平定‘文献名邦’和盂县‘进士之乡’的称号，其价值不应只局限于科举时代，而应打破这一单一认知框架，将‘文献名邦’‘进士之乡’重构为贯通古今的文化符号，为区域文化传承与现代发展提供精神支撑。”

一、引言

　　太行山东麓的阳泉地区，承载着晋东文化的核心基因。平定县“文献名邦”的美誉，镌刻着书院林立、文脉绵延的千年记忆；盂县“进士之乡”的称号，见证了北方山区罕见的科举盛景。这两大文化标识，既是特定历史时期科举制度的产物，也是区域文化生命力的集中体现。但长期以来，学界与公众对其认知多停留在“科举成功案例”的表层解读：平定文化被简化为书院教育的成果展示，盂县文运被归因于偶然的人才爆发。这种单一化的认知，使得两地文化资源难以转化为现代社会的精神财富与发展动能。
　　人们常说，平定素有“文献名邦”之称，但是这个“素有”也仅仅有200年的历史。据《平定州志》记载，清代嘉庆十二年（1807）丁卯科乡试，平定人李绳宗考中了“解元”（山西省第一名），王朝翰等9人考中了举人，潘令等5人考中了副贡生。当时，一般郡县都屡试而难以考中一人，而平定一次就考上了15人，是平定读书人自从参加科考以来录取人数最多的一年，平定一时名声大振。这15人后来大都被委以重任，有的政绩卓著，有的诗文传世，其中有4人继续求学考中了进士，被称为“北方大儒”的张观藜，还做过四朝文臣、三代帝师的寿阳祁隽藻（大学士）的老师。
　　嘉庆十六年（1811），新任平定知州吴安祖为表彰丁卯科乡试中所取得的优异成绩，特意在县城西的通京大道南天门上建起“科名坊”一座，横额题书“文献名邦”四字，所以人们也称这一石坊为“文献名邦”坊。后来，南天门故道废弃，1988年仿照“科名坊”迁址重建于冠山，由时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平定籍老干部周璧依照原字题写了石柱楹联、横额。
　　“科名坊”横额上的“文献名邦”四个字，《辞海》中载有朱熹的解释：“文，典籍也；献，贤也。”用现代的话说，“文”是指有价值的人文资料，“献”是指学问渊博、熟悉掌故的贤者。所谓“文献名邦”,就是文人荟萃、贤才辈出、声名远播的地方。“文献名邦”一词，常常被人们作为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地区的称誉。
　　据考，我国被誉为“文献名邦”的共有五个地方：孔子的家乡山东曲阜、孟子的故里山东邹县、明清时期出了很多会元和状元的苏州、云南大理及浙江余姚。这些地方在历史上都曾名人辈出，特别是明朝中叶至清中叶，是出贤才的鼎盛时期，因此赢得了“文献名邦”之美称。知州吴安祖上任伊始就敢把平定与上述五个地方相提并论，命名为“文献名邦”，可见平定当时的文名之盛。虽然我们不曾出过会元和状元，但毕竟还有个解元，称个“文献名邦”也不为溢美。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奇观。清代嘉庆十二年（1807），正值急公好义的州人孙裕为重修冠山书院而举行隆重庆典的时候，平定人乡试大捷，是谓“文献名邦”的由来。
　　盂县的进士以宋、辽、金、元时期为多。阳泉市原文联主席侯讵望在一篇论述阳泉文化特征的文章中，从《山西历代进士题名录》一书的列表中计算出的比例更令人震惊：金元时期，盂县进士73人，占到全省600名的12.2%，比位列第二名的陵川县多出23人；特别是元代，全省进士为267名，盂县独得49人，比例高达18.4%，占到全省近五分之一。这就是说，在元代山西每考中5名进士中，就有1名是盂县人。在北宋短短的160多年中，一个县内涌现出进士35人，占全省四分之一；军道以上官吏40多人，其中，正副宰相3人，节度使、团练使、巡检使8人，集贤院学士4人，御史大夫、右正言一类谏官4人，六部尚书、侍郎等官员7人。通过比较，我们感到震撼，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盂县当称“进士之乡”，名副其实、实至名归。
　　由此可见，平定的“文献之盛”并非单纯的科举附庸，而是以书院为载体的学术创新与社会教化的有机统一；盂县的“进士之繁”也非偶然的历史奇迹，而是理学思想通过血缘网络实现区域重塑的系统工程。在文化自信成为时代命题的今天，如何打破科举制度的认知桎梏，挖掘两大称号背后的深层文化密码，将其从历史荣誉转化为贯通古今的文化符号，成为阳泉地区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课题。

二、历史溯源：科举光环下的文化本真

　　1.平定“文献名邦”：以书院为核心的学术共同体建构
　　平定“文献名邦”的形成，以书院文化的持续发展为核心脉络。据光绪《平定州志》记载，平定书院的孕育可追溯至北宋末年吕氏家族创办的冠山精舍，元初扩建为冠山书院并获御赐匾额与万卷藏书，奠定了“先儒过化之地”的文化地位。历经明清两代的修复与扩建，平定形成了以冠山书院为核心，石楼书院、名贤书院、崇古书院等多所书院并存的教育体系，即便在朝廷打压书院的时期，平定仍坚持私学与官学并行，成为山西东部的文化教育高地。
　　平定的书院教育体系与单纯追求科举功名的应试教育不同，它始终坚守“学术研究与教化实践并重”的理念。金元时期，文化巨人赵秉文、元好问等先后游学平定，与当地士人开展深度学术交流。赵秉文在平定任职期间，不仅修建文化设施，更以诗文创作与讲学活动激活区域文化氛围；元好问寓居平定十余年，其《论诗三十首》被冠山书院刻碑珍藏，成为书院的学术纲领。这种开放包容的学术传统，使得平定书院超越了应试教育的局限，成为培养通识人才、传播先进思想的文化共同体。
　　明清时期，平定书院进一步与地方社会治理相结合。私人创办的私塾与义学遍布城乡，即便是经济落后的西乡，也有商人张士林独资兴办私塾，培养出多名秀才。书院教育不仅向士子传授经史子集，更通过乡规民约的教化，将“尚俭朴、重节义”的价值理念植入民间。这种“学术—教育—教化”的三维互动，使得平定的“文献”内涵从典籍著作延伸至社会伦理与民风建设，构成了“文献名邦”的核心要义。
　　2.盂县“进士之乡”：理学驱动的区域文明重塑
　　盂县“进士之乡”的称号，源于北宋时期令人惊叹的科举成就——北宋一朝考取35位进士，占当时山西地区（河东路）进士总数的四分之一。张士贵后裔从第九世张崇嗣起到第二十七世止，代代有进士，从未间断，共出进士34人。另一个“文化世家”为盂县上文村的侯氏家族。侯氏夫人，为乌河侯道济之女，后嫁于宋太宗时大夫程珦，生下了一代名儒程颢、程颐，从而给这个家族罩上了耀眼的光环。在交通闭塞、以煤铁矿业和军事防御为主的北方山区，这种“文运井喷”看似违背历史惯性，实则是理学思想与地方家族网络深度融合的必然结果。
　　这场文化变革的核心推手，是理学宗师程颢、程颐与盂县侯氏家族的因缘际会。二程的母亲侯氏为盂县上文村人，其“博古通今”的家学修养成为二程成才的重要基础。二程以“外甥”身份回到盂县，并非单纯的探亲访友，而是借助侯氏家族的本地网络，将高深的理学思想转化为可落地的社会治理方案。他们深入东兴道村的石洞讲学，摒弃玄虚空谈，将“天理”思想转化为“修身齐家”的具体准则，使盂县民风从“粗犷尚武”转变为“重节义、崇教化”，为科举盛景的出现奠定了社会基础。
　　盂县科举奇迹的本质，是一场“思想赋能区域发展”的系统变革。二程的理学思想如同“高纯度晶种”，通过侯氏家族这一“信任接口”，迅速渗透到盂县的家族教育体系中。这种传播并非“自上而下”的权威灌输，而是“由内而外”的基因激活——侯氏家族的舅父侯可为北宋名臣，其家风成为理学实践的样板，吸引周边家族纷纷效仿，形成了“以学为贵”的社会风气。更为深远的是，盂县的理学传播突破了地域限制，程门弟子将学说南传，最终经朱熹集大成，进而影响高丽（朝鲜半岛古国）、日本等东亚国家，使盂县成为理学东传的重要原点。这场始于科举的文化繁荣，最终升华为推动东亚文明发展的思想力量。

三、认知桎梏：科举标签对文化内涵的遮蔽

　　1.符号窄化：从文化生态到单一荣誉的认知降级
　　当代社会对“文献名邦”“进士之乡”的认知，存在明显的符号窄化倾向。在旅游宣传与地方介绍中，平定的文化形象多聚焦于冠山书院的科举遗迹，强调“培养多少进士举人”的量化成果；盂县则过度渲染“一门多进士”的科举神话，将复杂的文化变革简化为“风水宝地”的宿命论解读。这种认知将两地数百年的文化生态压缩为单一的科举荣誉，遮蔽了其背后学术创新、社会治理、思想传播的多元价值。
　　平定书院的学术包容性与实践精神被严重忽视。多数介绍仅提及书院培养的科举人才，却忽略了赵秉文、元好问等学者在此的学术创举，忘记了书院在战乱年代维系文化传承、在民间推行教化的社会功能。盂县的理学传播逻辑更被简化为“二程讲学”的轶事，其“思想通过血缘网络落地”的系统智慧，以及女性（侯氏）在文化传播中的核心作用，均被排除在主流叙事之外。这种窄化的认知，使得两地文化失去了与现代社会对话的思想基础。
　　2.传承断层：静态展示与动态发展的脱节
　　当前的文化传承方式，进一步加剧了科举标签的固化。平定冠山书院虽已修复，但展示内容多为明清科举制度的器物陈列，缺乏对书院学术思想、教学方法的现代转译；盂县的进士文化纪念多停留在修建牌坊、镌刻名录的层面，未能将理学思想与当代社会治理、家庭教育相结合。这种“静态展示”的传承模式，使得两地文化成为博物馆中的“历史标本”，无法回应现代人对精神价值、文化认同的现实需求。更为突出的问题是，文化传承与区域发展脱节。平定、盂县作为资源型地区，正面临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亟需文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动力。但由于文化形象局限于科举标签，其潜在的思想价值、品牌价值未能转化为发展优势。例如，平定书院的“学术共同体”理念可与现代教育创新相结合，盂县的“思想落地”逻辑可为区域治理提供借鉴，但这些转化路径均因认知局限而未能实现。

四、破界之路：从科举称号到古今文化符号的转型策略

　　1.内核重构：挖掘文化符号的现代基因
　　要实现从科举称号到文化符号的转型，首先需重构文化内核，挖掘其与现代社会契合的精神基因。平定“文献名邦”的核心基因在于“学术创新与社会教化的统一”，这种基因在当代具有重要价值：书院的“开放包容”可对应现代社会的创新精神，鼓励跨界交流与思想碰撞；其“教化为民”的理念可转化为新时代的公民道德建设，将传统文化中的“节义”“勤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书院的“学术共同体”模式可为现代社区教育、终身学习提供借鉴，构建全民参与的文化生态。
　　盂县“进士之乡”的核心基因是“思想赋能与系统变革的智慧”。二程将高维思想通过血缘网络落地的“接口思维”，可为当代文化传播提供启示——文化传承不应是单向的知识灌输，而应找到与本地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相契合的传播载体；其“以思想重塑民风”的实践，可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创新路径，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乡规民约、社区建设；盂县作为理学东传的“文化原点”，其“文明辐射”的历史经验，可为打造区域性文化品牌、推动文化走出去提供借鉴。
　　2.载体创新：构建多元立体的传播体系
　　文化符号的传播需要创新载体，实现从“静态展示”到“动态体验”的转变。在空间载体方面，平定可对冠山书院进行“活态化”改造，设立“书院学术讲堂”，邀请学者围绕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议题开展讲座；打造“学术文化体验路线”，将书院与元好问碑刻研究遗址串联，呈现完整的学术传承脉络。盂县可建立“理学传播博物馆”，运用数字技术还原二程讲学场景，展示“思想落地”的系统逻辑；挖掘侯氏家族的文化遗迹，讲述女性在文化传播中的故事，丰富文化叙事。
　　在数字载体方面，可借助短视频、直播、虚拟现实等技术，打破时空限制。例如，制作“平定书院学术故事”系列短视频，解读赵秉文的诗文创作，开发“盂县理学传播”VR体验项目，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一门三十四进士”背后的文化变革。同时，利用社交媒体搭建“文献名邦·进士之乡”文化社群，鼓励网友分享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解读，形成全民参与的传播氛围。
　　3.产业融合：实现文化符号的价值转化
　　文化符号的生命力在于其应用价值，需通过产业融合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在教育产业方面，平定可借鉴书院“通识教育”理念，开发青少年研学课程，设置“学术辩论”“乡规民约制定”等实践环节，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社会责任感；盂县可将理学思想与家庭教育相结合，开发“家风建设”培训项目，传承“修身齐家”的传统智慧。
　　在文旅产业方面，打破“打卡式旅游”模式，打造深度文化体验产品。平定可推出“书院生活体验营”，让游客参与古代书院的教学流程、诗文创作、农事活动，感受“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盂县可设计“理学文化溯源之旅”，串联二程讲学石洞、侯氏故居、张氏进士故里，配套“思想传播工作坊”，让游客理解文化变革的底层逻辑。同时，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将书院碑刻、理学名言转化为设计元素，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
　　在社会治理方面，活化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平定可借鉴书院“教化为民”的经验，在社区治理中引入“议事会”制度，鼓励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盂县可运用“思想落地”的逻辑，将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规范融入村规民约，化解基层矛盾。通过这种“文化+治理”的模式，让文化符号真正融入日常生活，成为区域发展的精神纽带。

五、结论

　　平定“文献名邦”与盂县“进士之乡”的称号，是历史留给阳泉的宝贵文化财富，但绝不应成为束缚文化发展的认知桎梏。这两大称号的本质，是思想创新、教育实践与社会治理的有机统一：平定以书院为核心，构建了“学术—教育—教化”的文化生态；盂县以理学为引擎，实现了“思想—家族—社会”的系统变革。这些深层内涵，使其具备了成为贯通古今文化符号的坚实基础。
　　实现从科举称号到文化符号的转型，需要打破认知窄化的局限，重构文化内核的现代基因；需要创新传播载体，让传统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动态体验；需要推动产业融合，使文化价值转化为发展动能。当平定的书院精神与现代创新理念相结合，盂县的思想传播智慧与当代社会治理相结合，“文献名邦”“进士之乡”将不再是尘封的历史荣誉，而是能够滋养心灵、引领发展的精神标识，为阳泉地区的文化自信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作者系阳泉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