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
历经融合发展期、深度融合期、系统性变革期，媒体融合不断向纵深发展，形成以“渠道整合—体系建构—生态重构”为演进主轴，从局部突破到整体重构的演进脉络。这种转型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升级，更是涉及组织架构扁平化改造、内容生产流程再造和商业模式价值重构的系统工程，是一场重构传播生态的深刻革命。
一、传播范式重构媒体用户离场
传播结构重构的核心特征是传播权力去中心化、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路径网络化。传统媒体单向线性传播结构（传者→内容→渠道→受众）被新媒体的网状裂变式传播取代，传统媒体“中心化控制”的传播权力被分布式网络结构瓦解，专业媒体机构对传播渠道的垄断被打破，这使传播主体从单一机构扩展为多元社会节点，让每个用户都能成为传播节点。例如，UGC（用户生成内容）模式让受众从被动接收者转变为内容生产者。
传播范式的重构本质上打破了传统媒体在传播权、话语权、盈利模式上的固有框架。一方面，话语权重构，企业通过自有平台（官网/社交媒体）直接触达用户，传统媒体作为“信息中介”的价值被消解；另一方面，专业媒体的“把关人”角色有所弱化，算法推荐和用户互动成为新的内容筛选机制。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传统媒体对渠道的控制遭遇挑战，也使其赖以生存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受到严重冲击。
传媒行业有句名言：“受众即市场”，意味着只要有受众关注，媒体便能通过广告等途径实现盈利。然而，当传统媒体的受众越来越被挤压时，广告收入自然减少，盈利受挫，生存危机也随之而来。
二、以“智媒体”重新定义媒体
历史学者麦考莱说过：“一个浪头也许很快会平息，然而潮流却永远不会停止。”当前，我们正经历着由智能技术与移动终端共同驱动的第四次工业浪潮，这场波及全球的深刻变革正在重构社会经济形态和人类生存方式。其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已渗透至现代社会的各个维度。
智媒时代，人工智能正深度重构内容生产范式。这种技术赋能的媒体形态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生产模式升级，通过自然语言处理与计算机视觉技术，实现新闻素材的智能采集与自动化加工。二是传播效能提升，基于深度学习的推荐算法，构建精准的内容分发网络。三是交互体验革新，依托情感计算技术，建立用户需求与内容供给的动态适配机制。这种融合创新不仅突破了传统媒体的时空限制，更通过语义分析、知识图谱等智能技术，实现了从信息传递到价值共创的转型。这就要求传统主流媒体从生产、传播、组织等方面实现智媒转型。
技术融合，从人工主导到人机协同。传统媒体须重构采编流程，将AI技术嵌入内容生产全链条。利用舆情监测系统实时抓取热点事件，辅助记者选题策划；引入AI写作工具处理财报、体育赛事等结构化数据报道，释放采编人力；通过图像识别技术快速筛查敏感内容，降低人工审核成本。比如，新华社“媒体大脑”可实现全球热点新闻的AI追踪与初稿生成。
传播渠道升级，构建全场景智能分发网络，突破单一传播模式，打造“中央厨房+智能分发”体系。多终端适配，同一内容库自动生成图文、短视频、播客等形态，适配不同平台；动态优化，根据用户实时反馈（如停留时长、互动率）调整推送策略；场景渗透，通过车载语音助手、智能家居等设备延伸触达场景。
组织架构重构，建立柔性响应机制，突破传统科层制束缚，构建敏捷型组织。组建细胞化小组，即按垂直领域组建三五人的“采编+技术+运营”特种小队，快速响应热点；中台赋能，建立共享技术中台，统一提供智能写作、用户画像等工具支持；弹性考核，采用“基础KPI+创新积分”双轨制，鼓励试错性创新。
三、以“泛媒体”重新链接用户
传统主流媒体的功能相对单一，主要集中在新闻信息的采集、编辑与传播上。然而，受众对于媒体的需求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信息获取，他们期望媒体能够提供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因此，主流媒体必须拓展功能，从单一媒体向综合平台转变，以新闻的权威性和时效性为基础，通过聚合外部资源（如政务、教育、文化等）实现跨界连接，形成“新闻+服务+商业”的多元生态。这种模式既反哺新闻主业，又增强用户黏性，推动媒体从单一传播向综合服务平台转型，以满足受众日益多样化的需求。这就要求主流媒体突破组织边界，构建基于价值共创的开放型协同生态，打破行业边界，打造“泛媒体”，形成“专业生产+多元共创”的开放生态。
首先，主流媒体要立足自身“跨界资源整合者”的角色定位，在做好信息传播服务的基础上，拓宽服务范围。通过将政务服务、民生服务、商务服务有机融合，搭建社会治理的多元场景。例如，人民网推出的“领导留言板”，为各级党委政府搭建了网上群众工作平台，促进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沟通互动；苏州日报社倾力打造“带无恙”公益服务平台，通过政企互通、民情互动与乡村数字化服务等功能，助推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山西广播电视台《奋晋者说》节目联合省教育厅开展“思政校车”大思政课主题实践活动，媒体链接课堂、锁定师生圈层、打造内容垂类，拓展“媒体+教育”边界，把“受众”变为“用户”，在思政教育这一垂类场景中，栏目与学校形成“用户需求—媒体服务”的共创关系。
其次，主流媒体要提升服务的精准度。在供给层面，要坚持用户思维，构建基于用户需求图谱的智能服务体系，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对不同区域、不同层级和不同群体进行精准定位，实施精细化供给；在协同层面，根据不同媒体的资源禀赋、行动传统和区位优势，建立四级媒体联动机制——中央级媒体着力构建标准化服务体系，省级媒体推进跨区域服务资源共享，市级媒体强化在地服务需求对接，县级媒体深耕基层服务“毛细血管”。通过层级间的服务协同和互补，主流媒体不仅能够实现系统内部的差异化发展，还能借助外部资源，形成覆盖广泛、多维立体的公共服务供给网络，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服务水平。
总体而言，开展“媒体+”多元业务，构建“广电+”生态体系，在“媒体+政务+服务”的融合生态中重新定位价值，实现事业产业有机统一、良性互动，增强自我造血机能，推动可持续发展，最终构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持续提升的新型传播格局。（作者单位：山西广播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