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名著《红楼梦》第二回中，贾雨村拍手笑道：“是极。我这女学生名叫黛玉，她读书凡‘敏’字皆念作‘密’字，写字遇着‘敏’字，亦减一二笔。我心中每每疑惑，今听你说，是为此无疑矣。”贾雨村解疑是因为了解到林黛玉是贾敏的女儿，而小小黛玉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古代民间有避讳之俗，黛玉在避母亲的名讳。
避讳是我国古代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兴起于周，盛于唐宋，清代日臻完密。古人避讳主要为了规避贵族统治者，或长辈、先贤的名字。《公羊传·闵公元年》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是古代避讳的一条总原则。中国历史上的避讳，从西周一直避到清末，真可谓源远流长，花样百出。这种避讳，不仅给后人读史造成很多误会、增加了很大麻烦，也闹出了不少啼笑皆非的笑话。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因为他的父亲叫“司马谈”，所以在他写的《史记》里，把跟他父亲名字相同的人，一律改了个名儿。例如“张孟谈”改为“张孟同”；“赵谈”改为“赵同”。后来《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跟他学，因为范晔的父亲叫“范泰”，所以在《后汉书》里，叫“郭泰”的，竟神不知鬼不觉地变为“郭太”了；叫“郑泰”的，也变为“郑太”了。
有个学生在私塾里读书，因他父亲名谷，每遇到“谷”字时，都要改读为“爹”。如读到《管子·牧民》“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五谷”念成“五爹”。读到刘禹锡《上杜司徒书》“百谷之仰膏雨”，“百谷”念成“百爹”。同窗听了，取笑他道：“你一会儿‘五爹’，一会儿‘百爹’，到底有多少个爹啊？”
五代时有个叫冯道的人，历朝为相，有一次，他命一个门客讲《道德经》，门客想到书中起首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连犯冯道的讳，于是就把第一句念作“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冯道听了也不觉笑倒。
宋吏部尚书李清臣之父名不陋，自讳其名。一日，派客吏修理屋漏，呼而问之，客吏答道：“今次修了不漏”。李不陋大怒，立即严惩了客吏。南宋大臣钱良臣也自讳其名，教儿子读书，告诫他凡是遇到“良臣”二字，读时都要改读成“爹爹”。一天，其子读《孟子》“今天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句，遂改为“今天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哄然传为笑料。
更为有趣的是，古代常州每年元宵要大放花灯，以示歌舞升平。宋时有一任太守名田登，其名与“灯”字谐音，为避此讳，连同音字也不许提，谁要是触犯必被重责，很多吏役因此而受了笞罚。所以常州百姓都称“灯”为“火”，不敢有所触犯。元宵节晚照例张灯，于是大书通告张贴市上，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见者无不骇笑。流传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语即源于此。
还有奇者自改姓名而避他人讳者。北齐有个熊安生，去见和士开与徐之才，因为徐之才的父亲名雄，而和士开的父亲名安，他想自己姓名中“熊”字犯徐讳，“安”字又犯和讳，于是就自称“触触生”。无独有偶，明末有个湖广巡抚宋一鹤，去参见总督杨嗣昌，因为杨父名鹤，为避讳计，他就在名帖上写上“宋一鸟”。
清代，大兴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其中多有涉及避讳的奇谈怪论。乾隆年间，内阁学士胡中藻引用《周易》中的爻象之说，以“乾三爻不象龙”为试题，题中有“乾龙”二字，龙与隆同音，竟判定是影射乾隆皇帝被送上断头台。举人王锡侯删改钦定的《康熙字典》，重编作《字贯》，触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帝名，判处斩刑，封疆大吏也因失察革职治罪。
迂腐地坚持避讳闹了不少笑话，而更让人遗憾的是讲求避讳也扼杀了一些杰出的人才。最令人惋惜的要算唐朝号称“诗鬼”的李贺了。李贺18岁即已诗名远播，本可早登科第，振其家声，但一路顺风正待赴京参加殿试考进士之际，妒才者放出流言，谓李贺父名“晋肃”，“晋”与“进”犯“嫌名”家讳。尽管韩愈等人为其辩解，最终还是被取消了考试资格。无奈何，李贺不得不愤离试院。纵然他才华横溢，也终无用武之地，终生不得志，27岁便郁郁寡欢而死。韩愈因此愤而作《讳辩》，质问道：“父亲叫晋肃，儿子就不能考进士；那如果父亲叫仁，儿子岂不是不能做人了吗？”但他的这篇文章，却遭到了士大夫们的攻击与诋毁。
宋代避讳习俗盛行，尤其官讳，宋本《律》上规定：“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可见相当严厉。不只避皇帝本名，而且名字的同音字以及别名，都要照避不误。刻书上就出现了很多讳字，通常的避讳方法是：凡遇当今御名，多以镌刻小字“今上御名”的方式回避；遇到庙讳，多以缺笔方式回避；个别时候也有以“改字”“空阙”“删字”“去偏旁”等方式回避。
宋本书中避讳最多的是仁宗的“祯”字和钦宗的“桓”字，第二是孝宗的“慎”字和英宗的“曙”字，第三是高宗的“构”字和太祖的“匡胤”二字，第四是光宗的“惇”字、神宗的“顼”字，第五是宁宗的“扩”字和太宗的“炅”字。比如，为了避宋太祖赵匡胤的“胤”字讳，将“胤”字少写一笔（缺最后一笔“竖弯钩”）。此外，避赵氏祖先最多的是太祖之祖“敬”字，其次是太祖之父“弘殷”、圣祖“玄朗”等字。一般来说，官府所刻，避讳显得非常严格，基本做到“字字照办”；而家刻、坊刻，就比较松，甚至混乱，尤其是所刻的佛经，宋讳有的避，有的则不避。宋代私讳也须回避，苏轼祖名序，苏轼为人写序文，都改成“叙”，又以为不妥，改用“引”。
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文化避讳，少一些笑料，我们的行文用字便可少了一大羁绊，也可更加方便地阅读文章了，可谓幸甚至哉！
□潘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