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父亲生于蒲县古县乡仁义村。他很小的时候，爷爷便去世了，奶奶在他三十岁那年也离开了。他这一生，大半光景都是自己熬过来的。
回想我与父亲相处的几十年，我们从未真正坐在一起聊过天。我们这代父子，大多都是这般沉默地相处。平日里除了有事交代，很少有多余的交流，一辈子说过的贴心话几乎没有。大半辈子的父子缘分，就这样在安静而克制的日常中走过。如今想起，心里总不是滋味。
父亲八九岁那年，奶奶让他为准备解放蒲县的工作组送饭。一次途中，迎面遇上七八只狼。四下空旷，他害怕极了，浑身紧绷，心几乎跳出嗓子。好在狼群片刻后离开了。他硬着头皮，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尽量加快脚步赶路，生怕狼群折返。等饭送到的那一刻，积攒的恐惧与委屈一下子涌上来，他放声大哭。
这件事让他至今心有余悸。
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走路总是那样的从容，不慌不忙，好像天底下没有什么事值得他紧走两步。
在村里住着的时候，父亲难得回来一趟，可只要他回家，最先做的紧要事，就是挑水。我们家住的村子在塬上，吃水要在四五里外的一条沟里挑。父亲只要一回来，就是在挑水，一趟接一趟，直到把两口缸都挑得满满当当，再额外存下两桶。第二天，他就又回到县里去上班了。
我小时候，父亲常下乡。骑一辆自行车，车把上挂一个手提包，包里常装一支英雄牌钢笔、一个笔记本，还有一个白色搪瓷水杯，杯身上印着“欢送牛平西”。他一走就是五六天。之所以对那支钢笔记得清楚，是因为我有好长时间都在“惦记着它”。
他抬腿跨上自行车的利落身影，是我童年里格外清晰的画面。年少懵懂的我，那时暗自欢喜：父亲不在家，没人管束，便能尽情玩耍。可我儿时调皮好动，总在外面闯祸，没少挨打。日子久了，心底渐渐生出怯意，只要看见院里那辆自行车，便满心不安。
记得刚从村里搬到县城那几年，每天一大早，父亲就叫醒我和二哥。隆冬时节，我们穿着空荡荡的棉袄棉裤，戴一顶有两只挂耳的蓝色棉帽，帽子上破了好几个洞，有些地方连棉花都没有。我们挎一只破旧的篮子，趴在各机关锅炉房的炉底，捡拾未燃尽的炭核——当地人叫“圪料”。
十来岁时，我偷偷学会了抽烟。一天回家的路上，猛一抬头，迎面撞见父亲。慌忙扯开领口，瞬间把烟头塞进贴身的衣服里，硬生生忍着钻心的疼痛，故作平静地与父亲擦肩而过。一离开他的视线，我赶紧撩起衣服，把烟头抖落在地。肚皮左侧被烫出一块伤疤。日后每每不经意间看到，便会想起当年的那一幕。
清查“四人帮”残余势力运动结束后，组织上为蒙冤的干部平反。他在走访一位已故干部的父亲、了解情况时，看到老人家境贫寒，吃着黑乎乎的糠麸窝头。临走时，他只留下路上必需的费用，把剩下的七十元全部留给了老人。那是他两个月的工资。
之后，他又找到当地民政部门，为老人申请了一百元困难补助。当时平反工作尚未正式定论，有好心人劝他别多事。他说：“人已经不在了，老人过得太难，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父亲为人忠厚实在，一辈子最重情义。他待人真诚，也正因这份实在的品性，一生结识了许多真心相交的朋友。
记得当年我们全家随父亲工作调动迁居临汾。刚安顿下来的前两年，家里客人不断。原先在蒲县的老同事、老熟人，只要来临汾办事、看病或顺路经过，都会特意上门坐坐，聊聊家常。来的人多了，邻居常开玩笑，说我家就像“蒲县驻临汾接待站”。
父亲早年先后在闻喜、蒲县、临汾多地工作，与每一届同事都相处和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份朴实的交情，历经数十年，从未变淡。
岁月流转，当年一起共事的老朋友如今都已年迈。身体硬朗的，会来家里小坐叙旧；腿脚不便的，也会时常电话问候，彼此挂念。他们那一代人的交往简单纯粹，很少带功利。经过岁月沉淀，这份交情愈发珍贵。
这份情谊，不只体现在日常往来中。父亲在闻喜县阳隅公社任书记时，有一件事，他至今难忘。
那年当地遭遇特大暴雨，公社办公区被淹。父亲紧急召集各生产队干部，通报灾情，恳请各村鼎力相助。
他平日真诚待人，群众基础好。村干部们说：“公社遭了灾，咱们不能看着不管。于公于私，都得出一份力！”
各大队分工协作，昼夜施工。仅十七天，新办公场地便建成。那年父亲二十九岁。说到此事，父亲眼眶湿润，语气里满是感动。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有一年春节回家过年。一早起来，母亲因为一点小事反复唠叨。我一时心烦，加上头一晚没睡好，便忍不住与她争执起来。话赶话，越说越僵。我赌气，边说边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这时父亲拎着几根莲菜从外面回来，问明缘由后，只说了一句：“家里，就不是讲理的地方。”
说这话时，我清楚地看见他眼眶泛红，泪水在眼底打转。话音落下，他便转身走开，刻意避开我，装作有事要做。其实我知道，他是不愿让我看见他的眼泪。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他这样。
那一刻我才彻底明白：父亲并非不会难过，只是他一辈子习惯了隐忍，习惯了自己扛，把所有委屈和心酸都藏在心里。一想起，鼻子便发酸。
父亲大半辈子在外奔波，心思全在工作上。与家人聚少离多，家里的大事小情几乎顾不上。一家人的日常起居、老小照料，长年累月都是母亲一人操劳。从前他回家少，即便短暂回来，心里牵挂的也仍是工作，没能好好分担家务。
直到正式退休，卸下公职的担子，父亲才算真正回归家庭，过上了寻常的烟火日子。从前伏案办公、统筹事务的他，慢慢融入了平凡的居家生活。朝夕在家的日子里，家务他都主动接手：做饭、和面、蒸馍、洗衣、整理，样样做得细致妥帖。
父亲性情温和，很少与母亲争执拌嘴。曾经身居岗位、心怀大局的他，晚年安心守着小家，安然过着柴米油盐的平淡日子。身份变了，平和从容的心境却始终未改。他常陪母亲看看电视，下下跳棋，坐着闲聊，聊过往的岁月光景。
如今的他满身烟火气，在灶台前忙碌的样子，成了晚年家里最温暖的画面。
现在父亲已是九十多岁高龄，身体依然硬朗。在我的印象里，他几乎连伤风感冒、头疼脑热都没有过。如今鬓发全白，腰背不如从前挺直，但精神依然很好。每天清晨五点多准时起身下楼走动，一走就是七八千步，脚步稳健。最近半月板有些问题，走得少了一些。他常说我年纪轻轻反倒不如他。
回望父亲的一生：少年历经磨难，始终守住本心；中年勤恳务实，一心扑在工作上；退休后回归家庭。那份正直宽厚、担当务实的品性，经过数十年岁月的淬炼，愈发纯粹可贵。
前两年我也退了休，有了更多时间，便对父亲的主要人生经历和时间节点做了一些简单整理。草稿拿给他看，他读得很仔细。看后却说：不要写这些，自己的一切成长和成绩，从来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是组织的培养、班子的团结和同事们共同的成绩。
父亲没有显赫的身份，但他活成了我们儿女心里最踏实的模样。末了，他又嘱咐一句：不要写这些了。
□牛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