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全国大搞农村医疗合作化时期，应县水磨村医疗所就建在了村里最繁华的位置，紧临村戏台和村磨面坊，是一个只有两间房的院子。那时候乡村医生有一个亲切的称呼叫“赤脚医生”。成立之初，村医疗所的赤脚医生有本村的王忠利、王世明，还有王玉兰。
那时当赤脚医生，必须有一定医术，需经过大队同意，还需要参加公社和县里组织的短期学习培训，方可背着药箱行医，每年大队会给记一定的工分或额外补贴，收入比普通社员要稳定，所以很受村里人羡慕。
医疗所的王忠利从曹娘中学高中毕业后，通过自学，成为了十里八村有名的赤脚医生。他不仅给本村人看病，也给邻近的花寨村、小清河村和怀仁县南阜村、闫家寨村等村人看病，是村医疗所的“大梁”。他还擅长用中医给人看病，如遇到一些疑难杂症，西药治疗无效果时，他就开几服中草药，为患者减轻痛苦。
王世明曾是部队上的一名卫生员，后选派到北京医学院进修学习了一年。他在部队当军医十多年擅长治疗各种疾病及针灸，后从新疆马兰核试验基地退伍回村在医疗所当了赤脚医生。他为人忠厚、态度和蔼，看病秉持经济实惠的原则，能吃药的绝不打针，能打针治愈的绝不输液，针灸能治好的绝不开方卖药。
王玉兰当年从水磨村学校初中毕业后不到二十岁，在臧寨公社卫生院和应县人民医院专门实习培训过护理和药剂专业，在医疗所负责抓中草药，给病人打针，配药等，杂七杂八的活全是她干，从不叫苦叫累。
我们水磨村王姓居多，父亲与他们同辈。当年我父母都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在我的记忆中每回忠利叔、世明叔来我家给父母看病，都骑着飞鸽牌28大杠自行车，背着一个医药箱，里面装着体温计、听诊器、注射器、血压计等。当时医疗条件所限，没有一次性针管和输液器，打针输液只能用热水消毒针头针管。忠利叔和世明叔都是全科赤脚医生，看病先问问病人症状，再号号脉、摸摸额头或身体不舒服的地方，必要时量个体温，就知道是什么病，便给人开方、配药、打针。只要村里有人生病，两位赤脚医生都是随叫随到，背着药箱上门看病，无论是白天晚上，还是春夏秋冬，从不怠慢，从不另眼看人，深受村民们称赞。
记得我上初中时，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得了风寒感冒。二哥找来忠利叔看病，忠利叔打开药箱，从几个大药瓶中倒出十几粒药，给我服了几粒，并让我用被子蒙住头多出汗、多休息、多喝水，临走时在装药的纸袋上工工整整写下服药次数和医嘱，第二天，我的风寒感冒很快就好了。
小时候，我经常去医疗所院里玩，屋子里的陈设简单得近乎简陋，墙上挂满人体彩图，有人体针灸穴位图、人体肌肉骨骼图、神经血管分布图和人体各个器官构造图，当时看不懂，只觉得挂图很美。房间里摆放着一张看病用的木桌和几个木板凳，几个带小抽屉放中药的大柜子，用毛笔写的药物名称的中药袋和西药柜子，装各种药物的瓶子罐子，有制中药用的铁碾子、切刀等，一进门有一股消毒药水味和中西药混合药味，那味道算不上好闻，却成了我儿时记忆里最爱闻的味道。
那时看病费用很低，有个头痛脑热、跑肚腹泻去医疗所买上几角钱的药或打上几针就好了，一般大点的病也就花几元钱，基本做到常见病不出村就能治愈。
那时，大人们常念叨的药也就那么几种——去痛片、安乃近、甘草片、抗菌优、四环素、土霉素、青霉素（注射）、链霉素（注射）、庆大霉素（注射）和六味地黄丸（中成药）等等。另外，水磨村地处应县、怀仁、山阴交界黄花梁脚下，黄花梁树木茂密，里面生长了许多中药材，如蒲公英、败酱草、甘草、葛根等，为减轻社员医疗费用，村医疗所三名人员每年春夏秋三季到黄花梁上采挖药材，世明叔还背上药筐到北岳恒山、应县南山等山上采药，通过整理晾晒，切成中草药供村民煎药服用。
当年医疗所也是村里除了供销社最热闹的地方之一，社员们有病没病，也要来医疗所闲聊，是全村第二“集散地”“信息站”。超越了单纯的医疗保障功能，成为了化解各种矛盾纠纷，维系乡土情感、传承村风民约的公共场所，让全村人感到安康与温暖的“健康之家”。
水磨村医疗所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在那个缺医少药时代，却支撑起了全村人医疗保健。
王汉平（朔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