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们是在那座由马王庙大殿改成的舞台上度过的。
每个班级都准备了节目。别的班的同学都有服装，花裙子、白衬衫，还有扎在头上的花饰，粉粉的，远远看着像真花一样。他们脸上还搽了胭脂，红扑扑的，在舞台上又唱又跳。我们班演的是扛枪的战士。没有花裙子，没有纸花，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把木头枪，还有一色的黄军帽——是用报纸折的，棱角分明，戴在头上，心里便觉得威武起来。
轮到我们班上台了。
我排在队伍中间，前面有班长，后面有小军。我们排成一队，“快马加鞭”地跑上台——这是老师教的，说，战士要跑得快，像骑兵一样。舞台的木板在我们脚下轰隆轰隆地响，我觉得自己真是个战士了。
我们喊着口号，做着动作。喊了什么，比划了什么，现在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大家都喊得很响，动作做得很齐，台下黑压压的人在看，我心里又紧张又得意。
就在这时，我的枪带断了。
木头枪“啪”地掉在舞台上，声音不大，我却觉得像打雷一样。我愣了一下，赶紧弯腰去捡。队伍本来走得好好的，我一停，后面的同学就乱了，前面的也回头看我。好好的队伍，一下子歪歪扭扭的。
下台后，老师轻声对我说：“你不该捡的，枪掉了就掉了，跟着队伍下来就好。”
我想不明白。一个战士，怎么能丢了自己的枪呢？
晚上回到家里，我还想着这件事。母亲在煤油灯下纳鞋底，我把老师的话说给她听。母亲停下针，想了想说：“你们是在演戏嘛。”
演戏？
可我们演的是战士啊。战士的枪，就是他的命，怎么能说丢就丢呢？
我躺在床上的时候还在想。窗外的月光很亮，照在被子上。我想起看过的小人书，那些解放军叔叔，负了伤都要把枪背回来，枪比命还重要。我捡枪，有什么不对呢？
可是老师的话，好像也有道理。下台的时候，队伍乱了，别的班的同学在笑。也许不捡，队伍就不乱了？
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月亮爬到窗格子中间去了，凉凉的。
那一年，我8岁。那年的“六一”，别的我都不记得了。不记得唱了什么歌，跳了什么舞，连老师那天穿什么衣服都忘了。可那把掉在舞台上的木头枪，还有那个想不明白的夜晚，却一直记得清清楚楚的。
刘印军（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