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有光是明代著名散文家，自幼聪慧过人，九岁能文，十一二岁便已“慨然有志古人”。然而他的科举之路却充满坎坷，前后历经六次乡试、九次会试，蹉跎四十余载，直至六十岁才考中进士，终入仕途。他的《项脊轩志》等作品文风质朴自然，情感真挚深沉，流传千古，成为中国散文史上的经典。鲜为人知的是，这位文坛巨匠在晚年出任顺德府（今河北邢台）通判期间，虽身处困顿，仍坚守职责，于土屋木几之上编撰成《马政志》，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文人的担当与履职的初心。
隆庆二年（1568年），已过花甲之年的归有光迎来了仕途上的一次“调动”——由浙江长兴县令调任顺德府通判。看似是升迁，实则是明升暗降的贬谪。按明代官场惯例，“进士为令，无迁卒者”，进士出身的县令晋升，绝无担任副职的道理。归有光在长兴任上，兴办学校、整治恶吏、平反冤狱，以刚直不阿的作风深受百姓拥戴，却因触动豪强与上司利益而遭排挤。对此，他愤懑难平，在给友人的信中直言“虽称三辅近，不异湘水投”，将此次北迁比作屈原流放，先后两次上疏请辞，奏疏却均被朝廷官员扣押，最终只能踏上北上的路途。
初到顺德府，归有光便陷入了生活与环境的双重困境。他的办公与居住场所位于府衙西门内的通判衙署，条件极为简陋。据他在《顺德府通判厅记》中所述，官舍“久无人居，且比诸僚独隘”，且没有书房，他只能“编苇聚土为书斋”，用芦苇编织墙壁，再涂抹泥土，勉强搭建起一间遮风避雨的土屋。因土屋门窗朝西，致使他“寒风烈日，霖雨飞霜，无地可避”。屋内陈设更是匮乏，“几榻亦不能具”，连一张像样的读书写字的几案都没有。恰逢城外遭遇大风，吹倒了不少柳树，归有光便向时任顺德知府的冯善讨要了一株，亲手劈削打磨三日，制成一张简易木几。这张几案木纹粗糙、边缘未经细磨，伏案书写时总发出“嘎吱”声响，他却视若珍宝，专门为此写下《顺德府几铭》，直言“署中无几案可以读书，因于太守乞得一株（柳），以制是几”，字里行间不见怨怼，唯有对现实的接纳与对读书的执着。
生活的窘迫远不止于此。归有光每月的俸禄仅“黍米二石”，作为自幼生长在江南的南方人，他吃惯了细腻的稻米，对黍米的粗糙口感极不适应。而微薄的俸禄，连基本生计都难以维持。他在长兴任县令三年，离任时已是“一贫如洗”，赴任前不得不借贷“三十石大米”，才勉强凑够路费与家人半年的口粮。到任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诉苦：“今到邢已半月，舍中落然无具，与妻子相对，殆不聊生”。
归有光在顺德府的职责是“专辖马政”，管理境内官办马场。明代初期，马政被朱元璋视为“立国根本”，关乎边防安危，可到了隆庆年间，边境暂稳，马匹需求锐减，马政渐趋衰落，通判一职也沦为“承奉太仆寺上下文移而已”的闲职，每日不过收发公文，毫无实权可言。但归有光并未因此敷衍塞责。上任第三日，他便带着随从前往大沙河以南的官办马场查访，掌握第一手资料。在履职过程中，归有光发现，历代马政资料零散，顺德府马政的沿革、制度、现状缺乏系统记载，于是萌生了编撰《马政志》的想法。为了完成这部专著，他倾注了全部心力。他从太仆寺抄来历代马政档案，在简陋的柳木几上逐字研读，梳理马政制度的演变脉络；每月往返于顺德府境内的所有马场，实地考察地形地貌、马匹饲养情况。历经数月艰辛耕耘，归有光终于在柳木几上完成了一万五千余字的《马政志》。这部专著详细记载了明代马政的制度演变、顺德府马政的具体实况、马匹的饲养方法与疫病防治措施，考据详实、条理清晰、语言晓畅，被清代词人陈维崧盛赞为“如九方皋之相马，湛深经术，而又出之于晓畅”，成为研究明代马政的重要文献。
隆庆四年（1570年），归有光经大学士高拱、赵贞吉举荐，升任南京太仆寺丞，结束了在顺德府不到两年的任期。归有光在顺德府的岁月，是他人生中最为困顿的时期之一，却也是他履职担当的生动写照。他不计个人仕途的失意，不顾生活条件的艰苦，始终以严谨务实的态度对待看似清闲的马政工作，用笔墨梳理马政兴衰，用行动守护为官底线。
归有光，这位以散文名世的地方官员，用他的实际行动展现了：为官不在于身居高位、锦衣玉食，而在于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不忘初心、恪尽职守，始终秉持履职担当的本分。顺德府衙内的土屋与木几，正是他在困境中坚守职责的最佳见证。
□范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