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56年，商鞅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立在秦国栎阳城南门，并在旁边张贴告示：能将此木徙至北门者，予十金。老百姓闻言，都觉得此事过于荒唐，无人响应。于是商鞅下令：“赏金增至五十金。”这时，有位壮汉扛起木头便大步流星地走向北门。商鞅当场付予其五十金，以显示自己令出如山、言出必行。此事使秦国政府在百姓面前树立了较强的公信力，为后期变法奠定了良好基础。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根木头改变了秦国的命运。
春秋以降，礼崩乐坏，诸侯间的盟约朝订夕毁，各国政令朝立夕改。今朝减税，明日加征；此刻奖励军功，彼时爵位又落入贵族子弟手中……老百姓对官府早已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商鞅深知这一点。他曾在《商君书》中写道：“疑行无成，疑事无功”，他认为要想获得老百姓的支持，必先使其“不疑”。徙木立信看似是一场政治表演，实则换来了老百姓最珍贵的“信任”。
古往今来，信为政基，民惟邦本。唯有取信于民，方能得民拥戴。唐贞观六年，唐太宗下令释放了全国监狱中的三百九十名死囚，并令他们次年秋自行回京城受刑。诏令初颁，朝野哗然。因为没有人相信这些死囚会回来“送死”。不料到了次年九月，这三百九十人竟全部按期返回。太宗大喜，赦免了他们的死罪。这份官民之间的互信，成为贞观之治深厚的社会基础，一度被后世传为佳话。
唐太宗纵囚归狱，意在以德化民、以信感人。此种信任主要依靠于君主的德行抱负与囚犯的道德自觉，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与片面性。而历史的经验表明，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若仅将诚信与个人道德捆绑起来，而没有稳定的制度保障，诚信往往难以持久。换言之，在注重道德建设的同时，需将诚信原则嵌入权力的运行机制，使其具备刚性约束，方能行稳致远。
明万历初年，张居正推行考成法。令六部与都察院将所属官员的应办事项逐一立定期限，并分别登记于三个账簿之上，然后按月、按年定期核查。官员完成一项，账簿注销一项，逾期未办者则逐级问责。制度推行后，官员对百姓的承诺是否兑现，不仅靠道德自觉，还要受刚性制度约束。张居正本人亦十分注重诚信，他曾说：“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考成法施行后，全国上下政令畅通，“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为后来的万历中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张居正的考成法，将诚信建设从道德层面提升到了制度层面。“月有考，岁有稽”，使得懈政怠政者无处遁形，让言出必行、以民为先逐渐成为官场常态。这种制度化的诚信建设，比仅仅依靠道德自觉更为可靠、更具可持续性。
纵观徙木立信、纵囚归狱与考成法，这三个历史故事都揭示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政府要想取信于民、受民拥护，必须让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行动、得到真真切切的好处。
人民之所以信任政府，是因为政府始终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政府之所以拥有公信力，是因为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有声、见行见效。新时代的执政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取信于民”的古老智慧是一脉相承、融会贯通的。
在当今社会的诚信建设中，古老智慧正不断升华为生动实践。在“放管服”改革中，各级政府以“最多跑一次”的承诺倒逼流程再造，让百姓办事不再奔波辗转；在脱贫攻坚战中，千千万万的扶贫干部为履行“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誓言而日夜奋战，最终兑现了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让群众像网购一样评价政府工作，将评价权真正交到百姓手中……诚信已从抽象的道德倡导，变成了可感知、可监督、可受益的制度安排。这些都是对“取信于民”精神的当代传承与创新。
建设诚信政府，当承商鞅令出如山的决心，怀太宗以诚待人的胸襟，守张居正法之必行的刚性。唯有以信立身、以实为民，方能赢得民心、成就伟业。
翟凌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