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县靳店村是母亲的出生地，1956年，18岁的母亲嫁给了父亲，来到了离娘家六十多里外的陌生村子。从此，她就守着这个小家，不停地操劳，满心念想都拴在家里，拴在几个儿女身上。家是她忙了一辈子的地方，儿女是她操心了一辈子的人。
母亲没念过几天书，识字不多。她常说：“斗大的字认不了一麻袋。”跟多数农村妇女一样，没啥高远盼头，只盼一家人好好的，有吃有穿，就够了。
母亲生了我们兄妹六个，我和二哥差三岁，其他兄妹各差四岁。那时候村里集体出工，母亲在生产队挣工分，干活从不偷懒，实打实能顶一个壮劳力。再加上父亲的工资，队里分的口粮还是撑不过半年。小时候家里太穷了，经常吃着吃着就接不上了。日子实在熬不下去时，母亲就带着我们去姥姥家。
姥姥姥爷疼我们，还能和舅舅家的孩子一起耍，儿时一多半时间都是在姥姥家度过的。日常有姥姥照看着，姥爷身体不好，多亏舅舅一家尽心拉扯帮扶，妗子也从来没给过我们脸色。舅舅家也有四五个孩子要养活，那些艰难的年月里，要不是舅舅家一路帮扶拉扯，我们家真的很难熬过来。这份恩情，我们一辈子记在心里，不敢忘。
偶尔我们也去父亲工作的地方住些日子，但更多时间还是住在靳店村姥姥家，在这里我们过得很开心，对这里也很有感情。村里的沟沟坎坎、草木炊烟，还有那忽远忽近的牛羊叫声，都清晰地留在脑海中。农闲时，乡村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若有若无的秸秆味儿飘荡在空气中，妇女们坐在打谷场上，边拉家常，边做着针线活，那安稳朴实的光景，是我对姥姥家最深的怀念。
我们的家，也就是母亲出嫁后生活的村子是蒲县古县乡仁义村。我家的房子是两眼土窑洞，在一个坡度较缓的山坡上，是我爷爷亲手挖的。我从小没见过爷爷，对奶奶的印象也很模糊。两孔窑洞都不大，一孔是我们全家居住，另一孔没有安门窗，里面堆放着一些柴火、锄头等杂物。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在几百里外的公社上班，一年回不了几趟家。地里的活、家里的事，还有我们六个孩子的吃喝拉撒，全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
最让我忘不了的，是双胞胎妹妹刚生下那阵子。家里那盘土炕，成了母亲整日忙活的地方。两个妹妹要是一块儿哭闹，母亲就盘腿坐在炕上，怀里搂一个，炕上的木摇车里躺一个。木摇车像小船似的，妹妹身上裹着一块儿用花花绿绿的碎布头拼接成的小薄被，母亲用一条红色的带子把摇车绑好，这样孩子蹬不开被子，着不了凉，就算睡醒了翻身，也掉不下来。母亲用膝盖头的外侧压住摇车把手，大腿轻轻一抬一压，摇车就跟着一翘一沉。抱着一个妹妹，摇着一个妹妹，母亲的嘴里还不时念叨着，像是在诉说日子的艰难，又像是在宽慰自己。等把两个妹妹哄得睡实了，母亲会嘱咐我们要看好妹妹，而她则牵着那只白奶羊，扛着锄头下地去了。
一年四季，母亲几乎没有清闲的时候。每次从地里往家走，路上就她一人，只有那头白奶羊跟着她，陪她下地，陪她回家。母亲回来，背上总是背着一捆柴火，不是干枝条，就是玉米秆。到了夏天，还挎个篮子，顺路挖些野菜。进门顾不上喘口气，先安顿孩子，再做饭、喂牲口。家里家外，全靠她一人忙活。
有一天中午，下着雨，一个没留意，家里的那头猪跑到了大队的庄稼地里。母亲心里着急，怕猪糟蹋庄稼，赶忙去追。地里本就不好走，加上下雨，泥泞湿滑。母亲深一脚浅一脚，总算把猪从地里赶了出来。刚要在路边坐下喘口气，忽然胸闷、头晕、恶心，身子发软没了力气。幸好村里路过的人看见，连忙扶她到一旁歇着。后来大家才反应过来，是头天村里给庄稼打了农药，母亲不知道，被熏着了。好在过了一天，农药药性淡了，母亲也算有惊无险，等父亲从县里赶回来，天已经晴了。
小时候常见村里妇女坐在打谷场上做针线，母亲更是如此，一辈子针线活就没有停过。全家人的衣裳鞋袜，大都是她一针一线缝补出来的。每天晚上，等我们都睡着了，母亲把猪、鸡还有那只白奶羊都安顿好，收拾完院子，最后把大门拴好，再用一根木棍把大门顶结实，这才坐在油灯下做针线。天天如此。由于常年做针线活，戴顶针时间长了，母亲中指的关节变了形，明显弯向了食指，无法完全伸直，关节也比其他手指粗了一些。
我七八岁时，我们全家从仁义村搬到了县里。进城后，我们家住在了河边。这个大院里除了我家，还住着十几户。印象中邻居们的日子要比我们家宽裕一些。
家门前的河，平常水量很小，河滩上全是乱石，发洪水时，会冲下来更多的石头，其中有一种质地很硬的石头，把它砸成碎石子后，一立方能卖七八块钱。闲时，我们兄妹几个就去河滩捡这种石头，堆在伙房边上，不管是谁，有空了就去砸石头。我家还养了一头猪、十几只鸡。怕打扰到邻居，就在二三十米外找了块空地，搭了个猪圈和鸡窝。在农村养鸡养猪很常见，但在城里总觉得有些格格不入。
一到夏天，尤其是入伏后，伙房里热得人满头大汗，母亲却丝毫不觉得，她守着大铁锅做饭，偷空出来砸几下石子，怕锅糊了，再回去搅两下，或者随手添把柴，忙完又接着砸石子，母亲把零碎光阴用到了极致，一刻都不闲着。
有一天，日头明晃晃的，晒得人浑身发燥。我跟母亲在街上走着，看见路边有卖西瓜的，就缠着要吃。那时候家里日子太紧巴，拿不出闲钱，母亲只能一遍遍劝我听话，哄我说过两天再买。可我当时任性，非要母亲马上就买，不停地哭闹撒泼，揪住母亲的衣服就是不让走。来往的路人看着，母亲满脸无奈，局促又难堪。类似这样的情景，还不止一次，长大后每每想起这一幕，我心里满是愧疚和心酸。
母亲这辈子，就盼着一家人安稳过日子，那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家里家外的重担，全压在母亲一人身上。可能就是这日复一日的操劳，大小事情都得靠她，又容不得她偷懒松懈的缘故吧，慢慢就养成了急性子。有时甚至有些偏激、执拗，凭自己的喜恶要求旁人，少了几分处世的圆滑。
后来父亲调回县里，有空就帮着做家务，退休以后更是全心在家操持。可母亲一辈子操劳惯了，后来日子好了，还是放不下家里的事，事事挂念，样样操心。等到我们姊妹都成家了，她该好好歇着了，过几天清静日子。可母亲一辈子操心受累，身子早早就熬虚了，落下一身毛病，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病倒了。她默默忍着病痛，只要自己能撑得住，就不愿给儿女添麻烦。母亲这一生，前前后后做了十二次手术，最后一次做手术时，即将八十八岁了。如今母亲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精气神。我们做儿女的只盼以后她少和医院打交道，少受病痛折磨。
母亲一辈子朴实厚道、本分善良，虽说后来常年在城里生活，也始终没有丢了山里人的实在和本分。母亲大半辈子围着家庭、儿女操劳，和天下母亲一样，默默付出，把一辈子的心血和牵挂全放在了儿女身上。
我常常想起母亲坐在油灯下的身影。昏黄的火苗一晃一晃地把她低头做针线的影子映在炕上，忽大忽小。可更多时候，在我眼前浮现出来的，是她风风火火、忙忙碌碌、一刻也不停的身影。
回望母亲这辈子，日子平平常常。只是这份平常，是她拿一辈子辛劳换来的,其中的艰辛和不易，她从没跟我们说起过。
□牛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