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天宝年间，一个叫杜甫的年轻人正骑着驴在长安城里晃悠。他在后来的诗里写道：“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这头驴陪他走过了人生最落魄的时光。
骑驴的不止杜甫一人。在唐代，驴是普通人出行的首选。马太金贵，养一匹马的费用足以养活五口之家，朝廷对马匹管制又严，平民百姓日常赶路、进城卖货，多半靠驴。长安东市附近，甚至出现了专门养驴出租的“赁驴小儿”——相当于今天的出租车公司。
真正气派的，是驿站里的快马。唐代在全国设立了1600多个驿站，水陆并举，每三十里一驿。驿道上驿骑往来如流星，岑参写得好：“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从长安到洛阳，快马一天就能到。杜牧那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说的就是驿站接力快递。
除了骑马骑驴，唐代还流行一种不用轮子的车——步辇。阎立本《步辇图》里，唐太宗坐在几个宫女抬着的步辇上接见吐蕃使臣。这种用人力抬的“车”其实是轿子的前身，当时只在宫廷使用，中唐以后才渐渐传到民间。
水路是另一种活法。唐代水运发达，长江、运河上船只往来如梭。天宝年间，清河崔氏某人授吉州太和县尉，赴任时“赁舟而去”——租条船，带上家当，顺水而下。出门在外，住哪儿？官家有驿站，百姓住旅店。唐代每隔二三十里就有旅店，有的驿长甚至在官方驿站旁开私人旅店，官员随从住不进驿站的，就住这儿，提供食宿，明码标价。
到了宋代，出行更方便了。《清明上河图》里，汴京街头人头攒动，骑驴的、坐车的、挑担的，各色人物应有尽有。画面中甚至能看到专门经营驴马租赁的店铺。在北方，租驴、租车已是寻常事；在南方，租船更普遍。
宋代官员出行的规矩也细。原则上，京官上朝必须骑马，不许坐轿，以示勤勉。只有耆德大臣、年老体弱者才能特恩坐轿。宋仁宗景佑三年，朝廷甚至下令“民间无得乘檐子”——轿子这东西，普通人别想碰。但规矩归规矩，人情归人情。南宋以后，南方官员普遍坐轿，理由是“山岭陡峻，非马驴所能行”。朝廷只好规定：监察御史以上出京可以坐轿，其他地方官，该骑马还骑马。
到了明代，情况大变。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最恨官员享乐。洪武年间规定：公卿百官一律骑马，不许坐轿。可轿子这东西实在太舒服了。明宣宗以后，京城官员悄悄坐轿的越来越多。到明景泰四年，朝廷被迫让步：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可以坐轿，四品以下照旧骑马。最讲究的是张居正。万历年间他奉旨回湖北江陵葬父，坐的是一顶32人抬的大轿，里面分卧室和客室，还有两名小僮伺候，总重量超过一吨。
清代出行，既承袭传统，又见新变。顺治元年规定：一品以上王公大臣“皇城外许坐四人暗轿”。不愿坐轿的，可以骑马。康熙年间，乘坐四人轿的范围扩大到大学士、尚书、侍郎等高官。但武职官员例外——满人以骑射立国，武官必须骑马，谁敢坐轿就是忘本。
真正鲜活的，是那些赶路人的日记。嘉庆十年，管理铸币局的祁韵士因事获罪，发配伊犁。出嘉峪关时，他感叹“关门既出，夐不见人”。路过天山时，“此岭最陡峻，沙子若流，马蹄滑难行”。但在赛里木湖畔，他又被湖光山色惊艳：“青蓝深浅层出，波平似镜，天光山色，倒映其中，倏忽万变。”流放途中，他还尝了新疆野蘑菇、甜瓜、马奶酒，苦中作乐，也是本事。
光绪二十九年，苏州读书人孔昭晋与友人结伴去开封赶考。他们先坐民船北上，路上遇大风差点翻船，有时水浅难行，只得雇纤夫拉船。住店条件也差，多数旅店只管床铺不管饭，孔昭晋只好自己租锅煮粥，“几碗热粥下肚，腹中稍有暖意”。有时连旅店都没有，就睡船上，“狂雨暴浪涌船头颠簸，竟夕寝不成寐”。最特别的是，孔昭晋回家时坐上了“小火轮”——一种蒸汽船，比他来时快多了。光绪年间，轮船招商局的船已航行在长江、运河上，中国人开始告别单纯的帆樯橹桨。
回望千年出行史，从唐代驿马到清代小火轮，从长安到北京，从骑马到坐轿，从风帆到蒸汽，中国人的旅途越来越快，越来越舒适。但那份“行路难”的感慨，那份对远方的向往与对未知的敬畏，却穿越千年，依然如故。每一个踏上旅途的背影，都在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这个国家的山河，也丈量着属于自己的命运。
□王新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