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一支特殊的使团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他们的目的地不是西域诸国，也不是波斯，而是遥远的印度摩揭陀国。使团的使命说来有些特别——学习熬糖技术。
这事还得从一年多前说起。公元646年，前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完成了一次传奇的出使。他在印度遭遇当地叛乱，使团被袭，却凭一己之力借兵平定乱局，带回了一批特殊的俘虏。在这批俘虏中，除了印度国王和僧人，还有一群善于制作“石蜜”的匠人。
石蜜，就是印度人用甘蔗汁熬制而成的方糖。当这群匠人觐见唐太宗时，献上了随身携带的石蜜。这种来自异域的甜蜜，引起了这位开创“贞观之治”的帝王浓厚的兴趣。
其实，中国人对甘蔗和糖的记忆远早于唐代。先秦时期，中国南方就已种植甘蔗，当时人们称之为“柘”，食用方法是榨取“柘浆”饮用或直接生吃。东汉杨孚在《异物志》中记载，当时已能制作“石蜜”，将甘蔗汁煎煮曝晒，使其凝结成冰一样的固体。但这种粗制的糖块水分大，极易溶解，品质远不如西域传入的“西极石蜜”。
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曾向吴国皇帝孙权赠送5饼“西国石蜜”，并得意地宣称即便是南方的龙眼荔枝等鲜果，也比不上这西国石蜜的滋味。可见在当时，西域产的优质石蜜已是令人垂涎的奢侈品。
问题来了：中国既有甘蔗，也有制糖技术，为何还要派人远赴印度学习？
季羡林先生在《糖史》中给出了答案：中国早就知道甘蔗，且甘蔗制糖技术也早已发展，但品质不如印度制的糖好。唐代以前，在不产甘蔗的北方，要想品尝优质石蜜，只能依靠沿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外国使团和西域胡商。
于是，唐太宗做出了一个决定：派人去印度学习熬糖法。据《新唐书·西域列传》记载：“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榨渖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使团学成归来后，唐太宗诏令扬州进献甘蔗，按照印度的方法试制，结果造出的糖在颜色和口味方面远远超过了西域产的糖。
为什么学成之后能“青出于蓝”？关键在于工艺改进。印度人制作石蜜时，会加入牛乳和米粉一同煎炼，成品更类似于今天的奶糖。而中国工匠在学习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原料和工艺，最终生产出品质更优的糖。
公元661年（唐高宗龙朔元年），王玄策再次奉命从印度请来10位制糖专家。他们带来的技术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的制糖工艺。此后，唐代的制糖业迅速发展，扬州等大城市出现颇具规模的制糖作坊，糖开始从贵族专享走向寻常百姓家。
更有趣的是语言学上的证据。在今天的印地语、孟加拉语等印度语言中，白糖被称为“cīnī”，本意即为“中国的”。这个词汇的存在，印证了一个历史事实：中国在学习印度制糖技术之后，又反过来向印度输出品质更优的白糖。从“西极石蜜”到“cīnī”，这一词汇的变迁，恰是文化交流双向流动的生动写照。
□唐宝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