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汾水之畔到法治之巅的跨时空对话

　　五一假期，开车回老家临汾，车流滞在京昆高速灵石段。漫长的堵车里，忽然想起这座小城曾诞生过一位与我结缘的法学巨匠——张友渔先生。作为山西老乡，先生的名字在我生命轨迹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当年读研期间，我以其思想为研究对象，撰写了《民国时期张友渔人权思想刍探》的毕业论文。那时，先生于我而言，更多是学术殿堂里令人高山仰止的符号。如今阅历渐深，对先贤的好奇与敬仰愈发浓烈，于是我果断在灵石下高速，踏上了寻访张友渔的路，前往集贤阁——那里有一间专门为他设立的展室。对我而言，这更像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朝圣”，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探寻。今日在古朴的集贤阁中“重寻”先生，那些曾停留在纸面上的法理与思想，忽然在现实映照下变得鲜活且雷霆万钧。
　　推开展室的木门，仿佛推开了一段波澜壮阔的法治历史。展室不算宏大却布置用心，墙上的老照片、玻璃柜中的手稿、旧式的打字机，静静诉说着一位法学泰斗的百年传奇。张友渔先生出生于灵石，这片黄土地赋予了他坚韧不拔、刚正不阿的三晋风骨。站在半身铜像前，看着他深邃坚定的目光，一种强烈的地缘认同与精神共鸣油然而生。从山沟沟走出来投身大革命洪流，再到成为新中国法治建设奠基人，他的一生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同频共振。展柜中有一张泛黄的报纸影印件，是先生早年在《世界日报》发表的时政评论。作为著名“报人”，他笔锋如刀，在黑暗年代以笔为投枪，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发起冲锋。这种骨子里的战斗精神，正是山西人“硬气”的生动写照。凝视展品，我仿佛看到一个热血青年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走向追求法治与人权解放的征途。这种跨时空的对话，让我在学术仰望之外，平添了一份血脉相连的亲切。
　　随着参观深入，展板逐渐过渡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时期，集中展示了先生对新中国法治发展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新中国法学的拓荒者，他既是理论建构者，更是重大立法的亲历者。他最令人高山仰止的成就，莫过于深度参与了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的起草。在“五四宪法”起草中，作为核心骨干的张友渔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为国家政权建设确立了根本法治原则。到了历史转折关头，“八二宪法”的修改更倾注了他大量心血。已步入耄耋之年的先生，以清醒的政治头脑和严谨的法治精神，为新宪法奠定坚实法理基石。他反复强调“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指出法律的权威高于一切。在展室一角，先生修宪发言稿上密密麻麻的修改符号，彰显着老一辈法学家对每一个条文的字斟句酌。他在民法、刑法等领域的立法建言及推动法学教育的努力，皆化作新中国法治大厦的坚实基石。他如不知疲倦的农夫，辛勤播撒法治种子，终育出参天大树。
　　走出集贤阁，灵石的春风拂面，带来一丝清冽。这次“重寻张友渔”之旅，是对我过往学术生涯的一次温故，更是对当下法治信仰的一次精神淬火。先生的一生，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百年法治奋斗史。作为他的山西老乡，作为曾经研究过他思想的法学学子，我感到无比骄傲。斯人已逝，思想长存。汾河之水生生不息，先生的法治之光必将穿透岁月，照亮千秋万代的法治长征路。重寻张友渔，寻到的是法治初心，更是笃定前行的方向。

□毛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