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姓刘，没有大名。出生于雇农家庭，姐妹兄弟多，她行三，人都唤她“刘三女”。
前半辈子，她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成家了，日子还是紧巴，但总归不挨冻受饿了。可她心里总空落落的，常望着村口那条土路发呆，对我说：“妈不图富贵，就敬重识字的人。”
认字的念头，是三十岁那年进县城扎下的根。那是她头一回出远门。
城里街道宽，铺面亮堂，人穿得也体面。她怀里揣着卖鸡蛋攒下的几毛钱，想扯几尺布，却不敢进店。招牌上的字黑乎乎的，一个也不认识；怕算错账，怕人笑话。在街上来回走了几趟，最后只蹲在墙根啃完带来的窝头，就匆匆往回走。
回来，她好几天不说话。夜晚油灯底下，我写作业，母亲纳鞋底，针时不时停下。有一回，我听见她低低地自言自语：“不识字，跟圈里的羊有啥两样……眼是瞎的。”
打那以后，她像是下了狠心。可怎么学呢？父亲忙，她张不开口。有时拿起我的旧课本，翻两页，又轻轻放下，怕人瞧见。
转机是我十一岁那年的冬夜。父亲在油坊上夜工，油灯芯跳着。母亲缝完最后一针，咬断线头，忽然转过头，声音有些发颤：“海如……你说，妈现在学认字，晚不晚？”
我正就着昏暗的灯光看小人书，闻言抬起头。灯光在她脸上明明暗暗，我看见那眼神里，有我从没见过的、属于孩童般的渴望，也有深不见底的胆怯。我心口猛地一热，又泛上一阵酸楚。我想起她无数个为我挑亮灯芯的夜，想起她省下口粮时说“你正长身体，要念书”。那一刻，我仿佛才真正触碰到她那块“空落落”的地方。我使劲点头，嗓子有些发哽：“不晚！妈！我教你！”
她脸上瞬间亮了一下，像阴云里忽然透出的日头。手忙脚乱地，从炕席最底下，摸出那张她用来比划鞋样的旧报纸——纸已黄脆，边角卷着，不知藏了多久。“就……就写这背面，妈照着描。”
我们的课堂，就在这铺土炕上开了课。我是老师，她是学生，规矩得很。
头一个字，是“刘”。她的姓。
我端端正正写下来，她凑得很近，看了好久，伸出手指，隔空慢慢跟着描。那双手，常年拿锄头、握镰刀，关节粗大，此刻却显得有点笨，有点抖。
“妈，这样写。”我握住她的手指，在纸上轻轻带。
“哎，哎。”她连声应着，呼吸都屏住了。描了几遍，她自己拿起石笔——那是我写字用的，比火柴棍粗不了多少。她捏得紧紧的，笔尖在石板上滑，吱嘎响，第一笔就歪了。
我脱口而出：“妈，你真笨。”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那可是我最敬最爱的母亲啊。我以为她会难堪，或者责怪我。可她只是愣了一下，随即脸上竟浮起一丝近乎讨好的、羞涩的笑：“妈是笨……庄稼地里的事妈在行，这笔杆子，比锄头还沉哩。可笨鸟得先飞，多扑腾几回，总能挪挪窝。”
我的眼圈一下子就热了。我扭过头，假装收拾石板，把眼眶里的泪压回去。从那天起，“教母亲认字”成了我心头最庄严的事。我学着我们老师的法子，想出“先易后难、图文并茂”的主意。
我用废纸裁成小方块，写上“人”“口”“手”“田”，在旁边歪歪扭扭画个小人、嘴巴、手掌、田地的形状。母亲把这些小纸片，当作世上最金贵的东西。她用一块干净的旧布包好，揣在贴身的衣兜里。做饭拉风箱时，掏出来看一眼；田间地头歇晌时，掏出来描两笔；晚上我睡了一觉醒来，常看见她还凑在那豆大的灯焰旁，举着石板，眉头紧锁，一笔一画，写得无比用力。灯焰把她佝偻的身影，巨大地投在土墙上，那影子也跟着一笔一画地动着，安静而执拗。
那时家贫，我的纸笔金贵。那块石板，四边用木条镶着，很薄，一不小心就会摔碎。石笔更是要省着用。可给母亲用，我一点不心疼。有时她写得太用力，“啪”一声脆响，石笔断成两截。她总是“哎呀”一声，慌忙捡起，脸上满是懊恼和心疼，好像做错了天大的事。我就赶紧说：“没事，妈，断了也能写，我还有呢。”其实，那已是我最后几根了。但看着她重新埋头书写的样子，我觉得什么都值了。
母亲像一块干涸了太久的土地，贪婪地吸收着每一滴雨水。灶台边，她用烧火棍在柴灰上写；天黑了，一家人吃完饭，洗完锅，喂好猪，她才敢小心地搬过小凳，就着最后一点灯油，完成我布置的“作业”。她常说：“这一天，就这一会儿，是给我自个儿的。”
她的“一会儿”，终于等来了大时候。20世纪60年代中期，扫盲的夜校办到了我们村口。母亲得知消息的那天，眼睛里的光，比油灯还亮。她成了夜校最积极的学生。每晚，无论刮风下雨，她总是最早到，坐在最前面。马扎，石板，用布包好的石笔，就是她的全部行头。冬夜，寒风像小刀子，她从夜校回来，头巾上结着白霜，脸颊冻得通红，可一进门，就从怀里掏出温热的石板，迫不及待地指给我看：“今天学了‘社会主义’……你看，妈写得对不对？”
知识，真的像一盏灯，慢慢拨亮了她生命的灯芯子。她说话，不再只是家长里短，偶尔会蹦出“建设”“劳动光荣”这样的新词。村里那些东家长西家短的纠纷，妇女们受了委屈，竟也爱来找“三女婶”说道说道。她劝解的话，也带着新气象：“如今是新社会，讲道理，不兴打骂。夫妻互助，邻里团结，劲儿往一处使，日子才能红火。”人们服她，不只因为她心善，更因为她说话有条有理，让人信服。她挺直的腰杆里，有了认字明理带给她的底气。
整整五年，她从“刘”字开始，到会写自己名字，到能磕磕绊绊读信、算清小账。拿到扫盲合格证那天，她把那张薄纸看了又看，轻轻抚平折好，压进箱底最深处。然后，抬头对我说：“陪妈再去趟县城吧。”
又是个秋天，天蓝得像水洗过。我那时已考上县里的中学，是个“小知识分子”了。走在喧闹的东关大街上，我偷偷观察母亲。她指着路旁的店铺，一一念给我听：“新华书店……副食品商店……工农兵饭店。”声音不大，却清晰。
走进百货商店，她不再畏缩。在布匹柜台前，她仔细地看着，甚至伸出手，摸了摸那卷藏青色华达呢的质地。售货员过来问，她抬起头，清清楚楚地说：“同志，麻烦把这卷蓝底白花的棉布，给我扯七尺。”她心里飞快地算着价钱、布票，然后，从手帕包里数出钱和票，递过去，从容，安稳。
我站在她身后半步的地方，看着她微微仰起的侧脸，看着她花白的鬓发，看着她接过布料时，眼角细密的皱纹里漾开的笑意。忽然间，多年前那个蹲在县城墙根下、就着凉水啃干粮的灰暗身影，隔着漫长的岁月，与眼前这个挺拔、明晰的形象重叠在一起。我的视线，一下子就模糊了。
我的母亲，这个旧时代连名字都不配有的“刘三女”，用她那双握惯了锄头、布满裂口的手，生生为自己，也为她所相信的未来，撬开了一条透光的缝。
回去的路上，秋风已有凉意，却吹得人清爽。母亲抱着新扯的布，走在我旁边，半晌，轻轻说了一句：“海如，识字就是好啊！你要好好念书！”
我没说话，只是伸出手，紧紧挽住了她的胳膊，把脸轻轻贴在她微凉的肩膀上。路旁的白杨树叶哗哗作响，像潮水，漫过我们，漫过那条洒满夕阳的归家路。
□王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