晌午接到母亲电话时，我正蹲在阳台上给一盆快死的薄荷浇水。她说南长滩的梨花开了，问我有没有空回去看一眼。我愣了一下——明明人在宁夏，却说“回去”，仿佛那个黄河边的小村落才是我真正的家。我含糊应了一声，挂掉电话继续盯着那盆薄荷发呆。
第二天一早我便动身往中卫赶。
车过沙坡头，窗外的戈壁渐渐柔软起来，黄河像一条慵懒的土黄色绸带，在南长滩这儿拐了个弯，把整个村子揽进臂弯里。还没进村，远远就看见一片白——不是雪，是梨花。那白是带着光的，薄薄的，像谁把云撕碎了撒在枝头。我摇下车窗，风灌进来，凉丝丝的，裹着一股清甜的香，不浓烈，却往人骨头缝里钻。
村里的梨树大多是老树了。最老的那棵据说有一千多年，树干粗得要两个成年人才能合抱，树皮皴裂着，像老人手背上的皱纹。可偏偏是这样的老树，开出的花却嫩得能掐出水来。我站在树下仰头看，花瓣薄得透光，阳光穿过花隙落在脸上，是碎碎的、晃动的光斑。
我伸手摸了摸树干，糙得硌手，指尖触到树皮裂缝里渗出的汁液，凉沁沁的。忽然想起小时候在姥姥家，院子里也有棵老梨树，每到春天我就爬上去摘花，姥姥在树下喊：“摔下来我可不管！”有一回真摔了，磕破了膝盖，姥姥一边给我涂红药水一边骂，骂完了又塞给我一块冰糖。那冰糖的甜味，我现在还记得。
梨花节的热闹是意料之中的。村里摆起了长桌宴，羊肉臊子面的热气混着花香，孩子们举着糖葫芦在树下乱窜，有个小丫头追一只瘸腿的黄狗，追着追着摔了个屁股墩，也不哭，爬起来继续追。我坐在一块青石板上吃凉皮，辣子放多了，辣得吸溜嘴，旁边一个卖枣的大婶递过来一碗凉茶：“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茶是苦的，但喝完嗓子眼里有回甘，像这村子，苦过，也甜过。
我在村里走了很久。路过一堵坍塌的土墙，墙根下开着几株野梨花，没人管，开得却比园子里的还放肆。又路过一户人家的院子，门虚掩着，院子里晒着几床花被子，风把被子吹得鼓起来，像胖娃娃的脸。我就站在门口看了好一会儿，觉得这日子真慢，慢得能听见被子被风吹动的声音——哗啦，哗啦，像翻书。
傍晚时我一个人走到黄河边。河水浑黄，流得不紧不慢，岸边的石头上长着青苔，滑溜溜的。我捡起一块扁平的石子打水漂，石子跳了四下，沉了。那会儿我忽然想，人这一辈子，不就像这石子吗？总想跳得远一点，可最后都得沉下去。但沉下去之前，能在水面上激起几圈涟漪，也就够了。
天快黑了，梨花在暮色里变成灰蒙蒙的一片，不像白天那样耀眼，倒像一层薄薄的雾。我听见远处有人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拖着长长的尾音，在河谷里回荡。空气里飘来柴火燃烧的烟味，混着梨花的残香，莫名让人想哭。
我没哭。只是掏出手机给母亲发了条消息：“花真好看，明年我还来。”
然后蹲下身，把鞋带重新系了一遍。鞋带上沾着黄土，怎么也拍不干净。罢了，这土气，总归是带得走的。
□李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