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深秋，我帮父亲收拾院子时，又看见了那辆绿色的邮政二八大杠。
它斜靠在老院子的菠萝树下，车身表面已生出了一层薄锈，车座磨得光滑发亮。父亲正用一块棉布认真地擦拭着。先擦车把，再擦大梁，最后蹲下来给链条上油。阳光透过枝叶，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也落在那层薄锈上
父亲说，这辆车是1979年春天他刚当上义务邮递员时，邮局配给他的。
当时村里邮路只到村委会，报纸、信件要过几天才有人带进村。一天晚上开完会回家后，父亲在灯下坐了半晌，便对母亲说：“我去送。”母亲没有说话，只往他茶杯里加了一点热水。
我记得黄昏时分，跟父亲走在乡间小路上。
夕阳西下时，父亲将整理好的报纸信件装进绿色邮包中，并用绳子绑在车后座上。拍了拍后座说：“上车吧。”爬上后座后，我紧紧抓住邮包边缘，身体随着土路上的小坑洼微微晃动。父亲摇响了车铃，在巷口或者巷尾高声喊着收件人名字，声音穿过稻田、越过山坳，村庄的灯便一盏盏亮了起来。
有人从灶屋匆匆跑出来，手上还沾着面粉；不识字的阿婆总是等父亲念完儿子写给她的信之后才把信纸紧紧贴在胸口捂上一会。父亲从不催促，只是一脚踏着地坐在车上，待她收好信件后摇响车铃，然后去下一家。
最难忘的是冬天的一个雨夜。
山里下雨的时候，常常又急又猛，敲在瓦片上直“啪啪”作响。父亲刚一进门，邮局的人就追了上来，说二叔公在山脚有个加急电报。他没多说什么，便穿了一件褪色的雨衣，推着车走进了雨里。
山路泥泞，走不动就下车推行，一直护着怀中的邮包。狂风把雨衣吹起，雨水顺着脖子流进衣服里，他的身体在风雨中依然挺直。
后来，母亲说那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已是深夜了，雨靴里倒出了半碗泥水，裤腿卷到大腿根处，小腿上有一道伤口，他自己竟然一点都不知道。换下湿透的衣服后就坐在灶边烤火，轻声说：“电报发出去了。”
二叔公后来告诉我，那天开门时，一个人全身湿透站在雨里，怀里的电报用塑料袋裹着，字迹清晰。父亲不肯进屋，转身又消失在黑夜中。二叔公在门槛上站了很久。
每逢过节过年时，乡亲们都会偷偷地送一些礼物来。那一年中秋，三爷拄着拐杖亲自送来了月饼，一层又一层包得很是紧实。他紧紧握着父亲的手说，这么多年，家里的信报从没有延误过，这份情，他会记在心里。父亲从屋里拿出几块糖塞进三爷兜里。那天晚上，父亲坐在门槛上看着明月，默默地抽烟，一句话也没有说。
我上初中时，电话装到了村子里，后来手机也走进了每家每户，就很少有人再在黄昏时分守着那清脆的车铃声了。偶尔有风吹过院子的时候，会吹响停在院子里的一辆旧车上的铃铛，发出沙哑短促的声音，像是轻轻的一声叹息。
二八大杠也就闲着了，静静地停在院角，也留在了过去的岁月中。我站在院子里看着父亲，忽然想起那个雨夜，山间泥泞小路上坚强挺拔的身影。车里除了报纸、信件，还有什么吗？或许，是村庄对未来的期许，以及一代人渐渐远去的背影。
父亲擦完车后站起来拍了拍腰，对我笑了笑。阳光穿过树叶间留下的空隙洒在地上，可是那辆绿色的自行车再也不能载着晚霞出发了。我忽然很想再听一次那车铃响——清脆的，穿过稻田的脆响……
□李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