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家住在大同老城的四合院里。窗前屋顶一角尽头，挂着个方方正正的木匣子，漆着暗红色的油漆，前面板上刻着一颗五角星。那是我们家的“话匣子”——有线广播。
每天早上六点二十五分，话匣子会准时“咳嗽”两声，然后“东方红”的旋律就炸响在整个四合院里。那声音大得能把房顶掀翻，比邻居魏大爷的闹钟还管用。我总是蒙着被子数音符，等最后一个“红”字唱完，才不情不愿地爬起来。母亲在院里生炉子，烟雾缭绕中，话匣子里的女播音员正用标准的普通话播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时间。”那声音字正腔圆，像含着一颗冰糖。
话匣子是我们这些孩子的时钟。中午放学回家，只要听见袁阔成说“上回书说到”，就知道十二点三十五分了，得赶紧扒拉饭。《三国演义》里张飞那一声吼，吓得我筷子都掉过。有一回正听到紧要处——白眉大侠徐良要与人决斗，话匣子突然没声了。我端着碗愣在那儿，隔壁的帅军跑过来喊：“停电了！”我俩趴在窗台上往外看，整条街都黑着，只有自行车铃铛叮铃铃响。等了半小时，话匣子重新响起，单田芳沙哑的嗓音接着说“……只见那白眉大侠”，我俩欢呼一声，仿佛失而复得什么宝贝。“嗒嘀嗒，嗒嘀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每晚八点，孙敬修“故事爷爷”的声音就从话匣子里传出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吸引了全院的小朋友！
夏天傍晚，大人们搬出竹椅坐在院中心乘凉。话匣子这时候放晋剧，《打金枝》里母后和金枝女的唱腔咿咿呀呀地飘出来。母亲一边纳鞋底一边跟着哼，父亲摇着蒲扇闭眼听，我和帅军蹲在地上拍画片。偶尔话匣子里会插播一段广告，什么“熊猫牌电视机”“燕舞牌收录机”，那时候觉得这些东西离我们很远，远得像另一个世界的物件。
话匣子也是我们认字的老师。有一回播天气预报，说“局部地区有雨”，我问父亲什么叫局部地区。父亲想了想说：“就是咱们这儿可能下，也可能不下。”我更糊涂了。后来每次听到“局部地区”，我就趴在窗户上望天，看哪块云像是要下雨的样子。还有一次，话匣子里反复讲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很长一串，什么“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我们小孩子觉得好玩，整天在院里学着念，念得舌头打结。父亲听了直笑：“念的什么洋经！”
冬天话匣子最受欢迎。天黑得早，放学回家，巷里已经暗下来了。话匣子里的声音暖暖地流出来，有时候是相声，有时候是电影录音剪辑。有一回播《夜幕下的哈尔滨》，王刚那低沉的声音把整个巷子都带进了故事里。我蹲在话匣子下面写作业，冻得手僵，就哈一口气接着写。魏婶婶端着热气腾腾的饺子经过，非要塞给我两个，说是白菜猪肉馅的。
后来，院里有人家买电视机了。先是九寸的黑白电视，后来是十四英寸彩电。晚饭后，大伙儿都挤到有电视的人家去，话匣子渐渐被冷落了。再后来，每家每户都装了闭路线，话匣子就彻底成了摆设，落满了灰，那根通往各家各户的铁丝也锈断了。
前些年回老房子看看，那话匣子居然还在，漆皮剥落，五角星也模糊了。我站在那儿听了半天，它安安静静的，再也不会在六点二十五分响起来了。可我知道，在我心里，它还在响着——孙敬修的故事、袁阔成的评书、单田芳的白眉大侠、天气预报里的“局部地区”，还有那个永远念不顺口的“西哈努克亲王”。它们藏在一个八岁孩子的记忆里，藏在四合院黄昏的炊烟里，藏在一个时代渐渐远去的背影里。
那时候日子慢，一个话匣子就能装下整个世界的热闹。
刘印军（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