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斜斜地踱进来，在阳台的摇椅上小憩片刻，又蹑手蹑脚地爬上书架。若它会翻身，定要滚进那些久未开启的书页里去——你看，每一本书都微微张开着，像在等待一个拥抱。它们确实等得太久了。
书架上的书们，这些年渐渐成了静物。顶层那套精装的《朱光潜全集》，二十册，1996年安徽教育出版社的版本，还保持着崭新的挺拔。那年我初为人师，在家乡中学的讲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在担任初三两个班级语文教学兼一个班级班主任的同时，我还兼任校团委书记。上班忙碌，业余时光，我悉数交给了读书和写作。在一本杂志上瞥见这套书的广告后，那个周末的下午便成了怅惘的记忆——县新华书店的店员摇摇头，我空着手出来，阳光把影子拉得很长。
暑假里，那位从宁夏来的同事要去上海。他是县里引进的老师，与我同年分配。那个年代，小镇的夜晚除了偶尔的舞曲，便只有虫鸣。他问我带些什么，我几乎是脱口而出：“《朱光潜全集》吧，县里买不到。”开学前的教师会议上，他把一个沉甸甸的包裹推过来，包装得严严实实。我至今不知道他是怎样辗转两趟车，背着这捆书回来的。那时只轻轻道了声谢，现在想来，那声谢太轻了，轻得配不上二十本书的重量。那套书定价296块，是我近半个月的工资。
书架第二层，是十五册的《傅雷译文集》。买它的念头，来自《傅雷家书》里那些滚烫的文字。一个“严父”的形象下，跳动着一颗慈父的心。我像蚂蚁搬家一样，把它们运回来，再一趟趟搬上三楼的书房，搬进书橱。那一刻的欢喜，是实实在在，且带着汗味的。
除了这两套“大部头”，还有《梁漱溟全集》八册，还有“四书五经”，还有好几个版本的《鲁迅文集》。后来买的《散文选刊》《小小说选刊》《教师博览》《文艺报》《杂文报》合订本……像时间的年轮，它们静静地立在书架上，不说话，却比任何话语都让人安心。其实这些当年每月都要花掉我大半个月工资的精装书，除了刚到手的兴奋期翻过几十页，大多再未开启。倒是那些平装的、拿在手里轻便的书，散落在床头、书桌、甚至卫生间的矮凳上，随时等我翻上几页。那些零碎的阅读时光，拼凑起来，竟填满了我的整个青春岁月。
那时学校离家近，步行五分钟。我像个独行侠，在家与学校之间画着单调的直线。除了晚自习值班，所有的时间都给了书和写作。在那个该谈婚论嫁的年纪，我把爱恋交给了文字。卧室永远一尘不染，木地板上看不见一根头发丝。只有一盆阔叶绿植，像是我的知己，与我心灵相通却相对无言。假期里，上午擦完地，便或坐或卧，随手抽一本书，幸福就在那样的时刻，慢慢地漾开。
后来的人生，是不断搬家的过程。六次迁徙，每次最先被打包的总是这些书。在没有书柜的出租屋里，它们叠在衣柜里，依然是我的江山。二十年前家里评上首届“书香家庭”，担心“硬件”有限，我又添了两个大书柜，小小的书房终于成了书的海洋。这些年，弄丢过母亲从边境买回的玉项链，却从未遗失过一本书。我不喜欢借书给人，因为借出的书很少回家。曾借给朋友十几本精装外国名著，后来问他，他说：“书嘛，看过就可以丢了。”他不知道，有些书是要反复看的，像老朋友，需要时常叙旧。十多年前在朋友圈晒过一套难得的“野史”，远方的朋友开口索要，虽不舍，还是寄了。他竟然连声像样的“谢谢”都没有。这些事，于常人或许平常，于读书人，却像小小的伤口。
几年前，我把《朱光潜文集》和一些书搬到县里的“文艺之家”，放在我“业余办公室”的书橱里。我以为离得近了，总会去亲近。然而，一次都没有。
时代终究是变了。手机上关注了许多文学公众号，碎片时间里划一划，也算阅读。但每次走进图书馆，面对那些仿佛要倾泻而下的书海，还是觉得自己渺小、无知，同时又升起一股莫名的力量。在家里擦拭书架时，看着这些挤挤挨挨的书，心就会软下来。它们中的部分，我至今仍没有读完，但它们立在那里，就是一种宣告：让我看见自己的浅薄，也看见该去的方向。
轻轻摩挲这些书，恍惚看见三十年前那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小姑娘，坐在书桌前，安静而幸福的模样。
而翻动的时光，原来就是最好的时光。
□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