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餐对如今的许多国人而言早已不算稀奇，在一二线城市里，法餐的精致、意餐的浓郁、德餐的豪放都已被专业化地细致区分；而汉堡、炸鸡这类西式快餐乃至“街头牛排”已经深入到不少县城的街巷之中。可回望近代，这股“西洋滋味”在国人眼中却充满陌生与怪异。鲜嫩的牛肉不烹不煮，偏要煎到带血便食用；新鲜的蔬菜不炒不炖，浇上酱汁就“生冷上桌”。这种与中华传统饮食习惯截然不同的吃法，在当时曾引来不少议论与不解。
最早接触西餐并作出评价的中国人，当数鸦片战争前后“开眼看世界”的文人士大夫，包括郭嵩焘、曾纪泽、张德彝、薛福成、徐继畬、王韬等。这批士人较早突破传统“华夷之辨”的传统视野，对西洋风物留下了第一批中文记录。例如山西人徐继畬在刊行于1848年的《瀛环志略》中，对英国餐饮习俗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记述：“英俗，早餐皆饼饵（面包），沃以牛油，饮茶与加非（咖啡），参以牛乳、白糖。午饭谓之大餐，牛羊肉或烧或炙，饮以葡萄酒，蔬菜不甚用，惟重荷兰薯（土豆）。”由此可见，徐继畬基本客观地还原了英国人饮食的构成与习俗。
这批士人，对西方物质文明多有赞誉，却普遍对西餐持保留甚至排斥的态度。例如，1878年随崇厚出使俄国的张德彝，在《随使访英记》中便抱怨西餐又甜又咸，“味甚奇怪”，只能“勉强下咽”。薛福成在《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中更是直言不讳：“中国宴席，山珍海味……外洋惟偏于煎熬一法，是饮食一端，洋不如华矣。”在他看来，西洋饮食不仅技法单一，更难与中华烹饪之精妙相提并论。
至于西洋刀叉，也被多数国人视为“异端”而心存忌讳。上海竹枝词中有“寿头最怕请西餐，箸换刀叉顶不欢”的说法，生动反映了当时国人对刀叉餐具的抵触与尴尬，筷子换成刀叉，竟使寿宴成为一场让人“不欢而散”的尴尬宴席。当然，也有少数士人对西洋餐饮给出正面评价。如郭嵩焘曾于1856年在上海洋泾浜第一次品尝洋人的葡萄酒，便称其“酒味甘浓”，初尝之下就觉得颇有好感。
随着西风东渐的持续深入，西餐在辛亥革命后已渐成部分大城市的寻常之物。为彰显“开明”，袁世凯、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蒋介石等一众民国政要常以西餐宴请中外名流。然而多数政要内心并不惯于西式口味，例如蒋介石直到晚年与宋美龄用餐时，仍要求厨师分别备制江浙菜与西餐。许多清末民初的文化名人则对西餐偏爱有加。如鲁迅自1914年起长期光顾北京一家西餐馆，独爱煎牛排；曹禺住在天津惠中饭店时，常于西餐厅构思作品，《日出》部分情节取材于此；张爱玲迷恋德式面包香，称其为“嗅觉的警报”。
在一些“华洋杂处”的口岸城市，西点与西式小吃亦“飞入寻常百姓家”。据《申报》记载，1883年以后，香港、上海、青岛、广州、厦门等地都曾出现中国人经营、中国人担任厨师、中国人为主要食客的“番菜馆”，将西式风味逐步本土化，上海一度出现了所谓的“海派西餐”。在天津，则出现“托考斯基”“莫斯科硬肠”“辣肠”等俄式小吃沿街售卖，天津起士林西餐厅甚至走街串巷售卖各种各样的西式糕点；哈尔滨的中国人将俄式面包直呼为“列巴”，并常与中国菜搭配食用，开启了中西饮食的多元融合。
及至20世纪30年代前后，西式餐饮的影响力进一步向内陆延伸，甚至在一些内陆省会中，西餐也开始占有一席之地。
例如，1935年出版的《太原指南》便记载，山西太原的“双合成鲜货局”已开始出售汽水和西点等西式食品，山西大饭店、正太饭店及海子边晋瀛食堂等高档饭店均设有专门的西餐厅。当时太原的西餐收费模式多样，多按人头计费，每人六角至三元不等，亦可按份点餐供好友随意聚餐。餐厅备有价目单，食客也可自由点餐，消费还包含“小账”机制，即除需支付侍者小费外，面包、茶果等均计入小账随意取用，而汽水、冰淇淋和烟酒则需额外计费，细节上已具备了一些现代西餐消费雏形。
□张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