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隋末唐初思想家、教育家王通而建的王通庙。（作者供图）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鼎盛期，其气象之宏大、成就之辉煌，历来为史家所重。然而，盛唐文化的形成，绝非仅由长安、洛阳两京的精英所缔造，更得益于各地域文化的深厚积淀与持续输送。地处黄河与汾水交汇之处的河东道蒲州汾阴县（今万荣县），自北朝以来便是名门望族聚居之地，尤以汾阴薛氏、龙门王氏等世家大族为核心，形成了经学、文学、政事代代相传的深厚土壤。隋唐之际，此地更涌现出王通、薛道衡、王绩、王勃等一批开风气的文化巨匠，其思想与创作，实为有唐一代文化的重要先声。
近日，两位万荣县籍的在并人士——潜心乡邦文献研究的石不言先生与长期关注地域文化的花解语女士——在一次雅集中，由万荣县的文化旧事谈到了其在唐代的整体贡献。石不言先生近来在回乡参加文化活动时，曾提出“万荣县曾深刻影响过文化的盛唐”这一观点，花解语女士闻之，既觉振奋，亦存疑问。二人遂以此为契机，围绕唐代万荣县的文化贡献及其影响，展开了一场深入对话。以下即为对话实录，略加整理，以求教于方家。
1 卓越人物的突出文化贡献
花解语（以下简称“花”）：不言兄，你是何时提出“万荣县曾深刻影响过文化的盛唐”这一观点的？
石不言（以下简称“石”）：是今年元旦回乡参加一个文化活动，在致辞时提出了这一观点。
花：作为万荣人，初次听到这个观点，固然觉得提气，但同时感到突兀。你提出这一观点有充分的依据吧？
石：当然。我们虽然对家乡都怀抱美好愿望，但也不能生编硬造不是？
花：这样就好。那你能否具体谈谈你的立论依据呢？
石：好的。概括来说，我认为可从典型人物、政治社会关系和深层背景三个方面来谈。
花：愿闻其详。
石：我们先说典型人物吧。首先，隋唐之际，万荣县曾涌现出一批顶级的文化大师，奠定或开拓了唐代文化的表达范式，深刻影响了唐代文化的基本走向。
花：这么厉害？！有具体实例吗？
石：我简单举几个吧。比如，有隋一代，在今天万荣县的通化镇，曾生活过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王通，谥号“文中子”。他提出的“民命至上”的政治观、“穷理尽性”的伦理观、“三教可一”的文化观、“文以明理”的文学观、“学以贯道”的教育观等，打开了一代思想文化的新境界，曾对唐代的治国理政及文化实践产生过积极而重大的影响。与他同期稍早，万荣县还出现过一位大诗人薛道衡，不仅对隋代诗歌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余韵也远及唐代。王通之弟王绩，被公认为唐代五言律诗的奠基者，引领了一代诗风；其孙王勃，是唐前期知名诗人和文学家，被誉为“初唐四杰”之首，对转变唐代文风起到关键作用。王通的另一个弟弟王度，创作了传奇小说《古镜记》，被今人汪辟疆誉为“洵唐人小说之开山也”。个人认为，这些文化巨匠对有唐一代的文化均有开基创业之功。
花：这么说来，这些历史名人的贡献的确是开创性的。
石：是的，这些原创性贡献在中华文化史上都是绕不开的，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唐代万荣文化名人的另一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是活跃于当时文坛的一支重要力量。沈文凡、孟祥娟在其《河东薛氏文学家族传论》中，曾对万荣县薛氏家族的文化贡献有过系统梳理，涉及人物达到30多位。其中指出，初唐的薛收、薛元敬、薛德音，被誉为河东“三凤”，前二者还名列李世民秦王府“十八学士”；薛收之子薛元超，被誉为“朝右文宗”，有专家称其“曾领导并推动过唐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潮流”；薛元超的子侄薛曜、薛稷，均是当时一流的书法大家，薛稷还以画鹤而享誉画坛。从盛唐到晚唐，尚有薛据、薛莹、薛馧、薛昭纬、薛逢等活跃于诗坛；薛公达、薛遵诲、薛行简等精通音律；薛调所作《无双传》，被称为唐人传奇中的优秀作品。仅此一个家族的文化贡献，就不可小觑，更遑论全部万荣人物了。比如，同样享誉一时的王通、王勃家族；再比如，据清人辑录的《蒲州府志》，“大历十才子”中的耿暐也是万荣人。
花：能列举这么多文化名人，其贡献还真是不容低估。
石：是的。卓越人才一定是支撑其文化地位的硬核力量。我们再结合一个文化现象，来看当时万荣人的文化能量。
花：好吧。说来听听。
石：这个现象就是科举制度。一般认为，科举制度肇于隋而成于唐，它既是封建时代一项重要选人制度，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个地区文化发达程度的“试金石”和“度量衡”。唐人甚至用“破天荒”这个成语，描述一些地区在科考中的重大突破。根据历史考察，万荣籍人士可能是最早拥抱科举制度的一批人，也是唐代科考中始终表现卓异的一批人。比如，在科举初兴的隋代，王通即“举本州秀才，射策高第”；其弟王绩“举孝悌廉洁”，授秘书正字。到了唐代，这个家族考取进士的尚有王勮、王助、王勉兄弟及王勉之孙王质，王勃也曾“对策高第”。据不完全统计，唐代万荣人取得过进士、明经等科举功名的不少于50名，其中状元就有两位，分别为建中四年的薛展和乾符年间的薛贻矩。这些科举及第的万荣人，家族集中度非常高。比如前文提及的薛据，兄弟7人在玄宗年间先后考取进士；薛贻矩家族，五代6人考取进士。这些登科士人，往往也是当时的文化名人，比如薛稷、薛贻矩后来均官至宰相，薛放官至礼部尚书，薛邕四次主持科考，薛据、薛逢、薛存诚、薛维翰等均以诗知名，足证万荣人士的文化地位之高。
2 超凡政治社会地位的助推作用
花：用科举表现来印证文化成就，这种提炼有一定道理。
石：我们再谈第二个方面，即万荣人的政治社会关系。
花：好，洗耳恭听。
石：我们常说，文化是一个时期经济社会状况的集中反映。万荣县的文化影响，与其在当时的政治地位、社会关系等是密不可分的。
先说政治地位。谈到唐代政治文化史，可能绕不过去的一个概念，就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关陇集团”。事实上，从北朝开始，包括万荣士族在内的河东士族已经深度融入这一集团并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唐代的“河东三著姓”，即闻喜裴氏、汾阴薛氏和河东柳氏，已经明确被称为关中士族了。其中的汾阴薛氏，始终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被称为“中外相门，奕代文学，阀阅之大，莫之与京”。仅这个家族，在唐代及其稍晚，就出现过薛元超、薛稷、薛讷、薛贻矩等4名宰相。加上同时期另外三位宰相宗秦客、宗楚客和毋昭裔，短短200年间，万荣县就曾涌现过7名宰相，可见其政治能量之大。其他在中枢机关担任要职者、在军旅爵高名显者、在地方主政一方者，更是车载斗量。封建时代，评价政治地位还有一个参数，就是与皇权的密切程度特别是与皇室的联姻关系。这一方面，万荣人也不遑多让。据可靠统计，仅万荣薛氏一门，在唐代就迎娶过11名公主。其中知名者，如薛瓘、薛绍和薛儆父子，两代同为驸马，显扬一时，薛绍还因迎娶太平公主而被后世称为“大唐第一驸马”；薛稷的儿子薛伯阳，先娶睿宗之女荆山公主，再娶荆山公主妹妹凉国公主，也属史所罕见。这些政治上的巨大能量也必然映射到文化领域中来，成为万荣县影响文化盛唐的一个有力佐证。
再说社会关系。因为当时万荣人士重要的政治地位以及在文化领域的卓越表现，也使他们获得与当时文化名流交往的重要资本，并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忆。比如，薛据与王维、杜甫相善，并与刘长卿、储光羲、岑参、高適等多有唱和；韩愈曾为薛公达撰写墓志，还与元稹分别为薛戎撰写过神道碑，等等。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姻亲关系，这一点万荣县也留下许多佳话。比如，唐代万荣县曾出现过两位著名的女婿，分别为“诗仙”李白和“诗豪”刘禹锡。据《李翰林集序》，李白“始娶于许，终娶于宗。”这个宗氏，就是前文中宰相宗楚客的孙女。她与李白750年结合，直到李白763年去世，两人共同生活了14年。而据刘禹锡为万荣人薛謇所撰神道碑，他年轻时曾跟从薛謇，并深受器重，“谓可妻也，以元女归之”，他也当之无愧成为万荣女婿。同时，伟大诗人杜甫、白居易，与万荣县也可能存在姻亲关系。据杜甫所作《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其祖父杜审言死后与“前夫人薛氏合葬”。这个“前夫人薛氏”，就是杜甫的嫡祖母。而白居易在《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记述：其祖父白锽，“夫人河东薛氏，父讳俶，河南县尉。”这个薛氏，也是白居易的嫡祖母。在唐代，郡望之说最为盛行，万荣县也被公认为薛氏家族的唯一郡望。从这个意义上讲，杜甫、白居易亦可视为万荣薛氏的嫡孙。这些重大社会关系，从另一层面彰显了唐代万荣的地位影响，也为当下宣传万荣提供了宝贵素材。
花：唐代万荣县有这样强悍的综合实力啊！照这么说，万荣县以一域之力深刻影响盛唐文化一点也不为过！
石：确乎如此。每每谈到这些，我都不禁会心潮澎湃。
3 万荣县文化影响的深层背景
花：你还提到“深层背景”。
石：是的，事情还不仅如此。我还想透过这些现象或者表象，阐释其深层的历史文化背景。
花：那你说说看。
石：我想从区位优势、文化融合、教育传承三方面来谈。
其一，万荣居于当时区域交通的特殊位置。从大唐开国以至中唐，事实上存在三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即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和王朝的“龙兴之地”太原。大唐国力初张，人员往来辐凑，围绕三个中心城市相应形成一个“丁字形”框架的交通网络。今天的万荣县看起来偏居运城一隅，但在当时主要依托水路交通的历史条件下，则因其处于黄河、汾河交汇处的便利，恰恰成为重要的交通孔道。它不仅是横跨同州、蒲州而连通长安、洛阳的重要节点，更是抵达北都太原的必经之途，是“丁字形”框架中的重要一环。这种交通上的“咖位”，在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日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均有记载。这一区位优势，不仅利于开阔人文视野，促进民风开化，也使万荣县进一步纳入公众视野，极大地扩张了其文化影响力。
其二，万荣县居于文化碰撞融合的核心地带。陈寅恪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深刻阐述了隋唐制度的渊源：一为北魏、北齐，二为南朝梁、陈，三为西魏、北周，且继承北魏、北齐一源成分最多。这种政治制度的确立，当然源于统治者守本开新的创设，但更是不同制度长期交流碰撞自然进化的结果。这种交流融合固非一时一地，北方地区应该从东魏、西魏政权并立时即已开始。万荣县所在地区虽然很早就纳入西魏版图，但事实上长期处于两个政权对峙的前沿地带。如东、西魏惨烈争夺的玉璧古堡，相距古汾阴城就不过百里之遥。两个政权的相搏相杀，其实也是不同文化的浸润交融，万荣县也由此成为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的核心地带。当时万荣县的门阀子弟、文化名流，或仕于西魏、北周，或仕于东魏、北齐，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不同制度文化的沟通者和黏合剂。如前文提及的薛道衡，始仕于北齐，再仕于北周，后归于隋朝，就在融通不同文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思想文化上的激烈角逐碰撞，乃至融合共通，也使万荣县在“胡风汉雨”的共同作用下，挺立历史潮头，成为当时先进思想文化的引领者和承载者。王通“三教可一”的文化融合观、“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的进步思想能产生于万荣，绝非偶然。
其三，万荣县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文教传统。万荣县所在地区，属于古河东的组成部分，不仅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历来是文化昌明繁盛之区。特别是两汉以来文化世家垄断经学传承之后，当地遂涌现出一批以文教而知名的门阀世家，如闻喜裴氏、河东柳氏、安邑卫氏等。在万荣县，也有两个著名豪族，即汾阴薛氏和龙门王氏。中古时期万荣县的文化名人，泰半出于这两个家族。这两大世家不仅家族内部嬗递传承，名家辈出；而且大力推行教化，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达。比如，北魏的薛谨，在河东一带大力推行教育，使“河汾之地，儒道兴焉”；教育家王通，在河汾一带聚徒授业，门生遍及天下，为唐王朝贡献了薛收、温彦博、杜淹等一大批治世良臣。正是这些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长期的积淀传承，使万荣县在唐代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并对一个文化盛世的到来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花：听你这样掰开揉碎了讲，茅塞顿开！
石：呵呵，不外乎“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罢了。
花：如有时间，再作讨论。
石：好。不妥之处，请予指正。
□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