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朝，有个叫李仲谦的普通纪检工作人员，是山东滕州邹县人，他人微位卑，供职于浙西按察司书吏的基层文书，却凭借“一衫自守，廉介有为”的操守，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元朝官员的俸禄很低，正一品上等每月可得俸钞300两，正九品上等只得40两，不入流的官员薪水更是少得可怜，李仲谦任职的书吏就属于不入流的官员，没有品级，月俸最低仅6两钞、6斗米，收入约现代的五六百元，且元代通货膨胀超过历代，俸禄大打折扣。《元史·食货志》中就坦言：“俸钞之数，虽云丰厚，折以时价，十不及一。”许多中下层官员入不敷出，难以维持生计。
正因为此，元朝官场“贪墨成风，民不聊生”。忽必烈在位时期，上至中书左右部侍郎阿合马，下至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吏，朝野上下，贪腐现象随处可见。明朝洪武年间，学者叶子奇在狱中写下《草木子》一书，也揭露了元朝官吏的贪污腐败现象：“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如初次拜见索要见面礼叫“拜见钱”，没事儿平白无故索要叫“撒花钱”，赶上逢年过节索要叫“追节钱”，过生日索要叫“生日钱”，迎来送往叫做“人情钱”，打官司叫“公事钱”等等五花八门。
在这种环境下，在元朝当官要洁身自好，不贪不占，着实是要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了。而要“上侍父母，下抚两弟”的李仲谦更是经济拮据了，因为“教训之俸薄，奉养不给，妇躬纺绩，以益薪水之费”。他的妻子每天辛辛苦苦织布，换些钱以贴补家用。李仲谦为吏多年，始终衣着简朴，仅有一件布衫作为公务着装。每逢布衫脏污需要浣洗缝补时，他都是选择休假日进行，以免影响公务形象。若恰逢休假日有宾客来访，而布衫正在晾晒或缝补，他便让儿子出门致歉：“家君治衣，弗可出。”办公之余，他从不结交权贵、不参与官场应酬，而是“闭户读书，稽今考古”，将全部精力投入学问。
有一次，李仲谦的上司按察使雷彦正见到他，开玩笑地说：“外郎穿布衲到，敢裹着珍珠？”——你整天穿着粗布衣裳，难道里边藏着珍珠吗？不想这番话伤了李仲谦的自尊，他没有回答取笑他的上司，而是慢慢走到了自己办公的桌案旁，默默写下一份辞职书，压在桌子上愤然离去。雷彦正“深悔失言”，亲自来到李仲谦家赔礼道歉，并请他继续留任。然而，李仲谦断然拒绝。直到雷彦正离任，后任使官“复往请”，李仲谦才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李仲谦后来升任御史台宪官。
在李仲谦身上，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他冰清可鉴的人格操守。一为“贫贱不能移”的节操。在元代“九儒十丐”的社会环境中，儒家知识分子地位低下，底层小吏李仲谦清心寡欲，甘守清贫，既未因俸禄微薄而放弃操守，也未因人微位卑而随波逐流，始终以学修身，以廉养德，保持不为名利所惑、不被外物所役的定力。二为“出淤泥而不染”的坚守。据《元典章》记载，江浙行省吏员常通过“请托关节”“私收馈遗”补充收入，甚至有吏员“月受馈金百两”，与赋税核算、钱粮统计打交道的李仲谦，不是没有谋私的机会，他却在“官吏奸贪，侵渔民利”的环境下廉洁自律，独善其身，不攀附权贵，不谋取私利，始终坚守底线，实属难能可贵。三为“士可杀不可辱”的刚烈。李仲谦辞官的抉择，并非一时意气，而是深入骨髓的价值坚守，他珍重人格、珍爱声誉、珍惜形象，不畏强权贬损，不恋利益恩惠，坚守人生清誉不可羞辱，人格尊严不可侵犯，彰显着名节高于生命的品德追求。
位卑品节重。七百年前，李仲谦以一件布衫、一卷诗书、一颗初心，书写了一代基层廉吏的传奇。李仲谦的清廉如暗夜中的微光，照亮了正心明道、怀德自重的人格风范。也昭示后人，真正的口碑不在于功成名就，而在于名节的如一贞守；真正的高尚不在于官职高低，而在于品格的始终不渝。
□王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