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有两部名为《西游记》的书。一部《西游记》是元朝著名道士丘处机的门人李志常所著，另一部《西游记》是明朝的吴承恩所著。这两部书的名字虽然都是《西游记》，然而，却截然不同。丘处机的门人李志常所著的《西游记》是一部地理书，吴承恩所著的《西游记》是一部小说。不过，在明朝的时候，这两部《西游记》却曾经被混为一谈，许多人都难以分清。
丘处机是元朝大都（今北京市）白云观里的道士，元太祖忽必烈非常崇拜他。最初的时候，丘处机在山东莱州的昊天观当道士，成吉思汗派使者刘仲禄等人携带诏书，前往山东莱州，邀请丘处机前往蒙古帝国与之相见。刘仲禄到达山东莱州的昊天观后，奉命邀请丘处机前往蒙古帝国与成吉思汗会面。丘处机对刘仲禄说：“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处无敢违。”欣然同意前往。于是，七十三岁的丘处机挑选了赵道坚、宋道安、尹志平、李志常等十八名弟子离开了山东莱州的昊天观，启程西行。几个月后，丘处机师徒到达了大蒙古国统治的燕京（原金朝的中都，1215年5月31日被蒙古帝国攻陷后，改名燕京），丘处机一行人入驻玉虚观，得到了当地官员的热情接待。此时，丘处机听说成吉思汗已经于1219年（兴定三年）六月统兵西征中亚的花剌子模沙朝，而自己年事已高，倦冒风沙，准备约成吉思汗来燕京会见，于是，丘处机就写了一份陈情表。刘仲禄就令曷剌带着这份陈情表骑马疾驰，报告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忙于西征的战事，不能东到燕京，便给丘处机写了回复诏书，派遣曷剌带回给丘处机。丘处机知道在燕京和成吉思汗会见已经不可能了，便于1221年（兴定五年）春天继续西行。当时，刘仲禄准备为成吉思汗挑选美女，丘处机当即劝阻，丘处机说：“春秋时期齐景公为了削弱鲁国，派人挑选八十名美女送给鲁定公。鲁定公与国相季氏和这些美女整天寻欢作乐，朝政日衰，孔子为此指责鲁定公，说君相整天沉溺于声色之中，国家何以图强？”后来，刘仲禄听说了丘处机的这番话，就免除了美女的挑选。1221年（兴定五年）四月，丘处机师徒出居庸关，途经漠南和中亚地区，在漠北草原拜会铁木哥斡赤斤后，一路西行。途经镇海城时，接纳田镇海的建议，留下了宋道安、李志常等九名弟子在这里修建栖霞观，然后，丘处机再经回纥城、昌八刺城、阿里马城、赛蓝城。于同年冬天，抵达撒马尔干。1222年（兴定六年）四月，丘处机途经铁门关抵达了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八鲁湾行宫，他觐见成吉思汗，实现了龙马相会（成吉思汗属马，丘处机属龙，人称这次相会为“龙马相会”）。成吉思汗称丘处机为“神仙”。这一年的秋天和冬天，成吉思汗三次召见丘处机，询问治国和养生的方法，丘处机对成吉思汗说：“敬天爱民、减少屠杀、清心寡欲”。随后，成吉思汗下诏，命耶律楚材将他和丘处机的这几次对话编集成《玄风庆会录》一书。1223年（元光二年）春天，丘处机向成吉思汗辞行，成吉思汗下诏豁免全真道的赋役，并沿途派兵护送，一行人于冬天抵达宣德府（今河北省宣化县）。跟随丘处机一路西行的十八名弟子之一的李志常，根据一路上的西行见闻，后来写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简称《西游记》，这部书对于研究元朝初期中亚细亚地区的地理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明朝的时候，小说《西游记》一书在最初刊印的时候，书上并没有吴承恩的名字，因为古代小说在刊印时都不署名。后来，也是在明朝时，有一个书商在刊印《西游记》这部小说时想把作者的名字给署上，就联想到了丘处机的门人李志常写的那部《西游记》的地理书，于是，他就把丘处机为地理书《西游记》写的序言印到了小说《西游记》一书的前面。所以，当时的人读了小说《西游记》之后，都把它和地理书《西游记》混淆到了一起，认为小说《西游记》是丘处机写的。
到了清朝乾隆年间，钱竹汀在《永乐大典》中发现了丘处机的门人李志常写的《西游记》这部地理书，他看了这部书，才知道民间流传的小说《西游记》和这部地理书《西游记》是截然不同的两部书。于是，钱竹汀就写了文章，说小说《西游记》不是丘处机写的，但小说《西游记》究竟是谁写的，钱竹汀没有说。一直到了民国时期，有一次，胡适在读到《淮安县志》的时候，看到其中有这样的记载：“吴承恩，明朝贡生，著有《西游记》。”胡适这才写文章，说小说《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
□王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