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其选才任官经历了由门阀士族制向科举制的蜕变或曰创新，与时俱进。
前者，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直到隋唐，跨越千年。按门第等级区别选拔人才，任用官员，也可称因袭制、世袭制。寒门弟子要进入仕途，跻身官场，难于上青天。
科举制度，则萌芽于隋，确立于唐，发展于宋，成熟于明，衰落于清，至1905年终废除，前后绵延亦达千余载。其先进性、开放性，正如龚自珍诗所论：“不拘一格降人才。”科考面前人人平等，对古代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均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不过，考试难度之高，取录率之低，依然“难如登天”，从童生到进士，要经历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四试”。有人算过一笔账，从院试到会试，从秀才到进士，综合概率为0.00043%。比当下考公务员似乎更加艰难。
据《清文献通考》统计，全国平均每届录取秀才约25000人，同期适龄读书人约500万，院试晋级率仅为0.5%，可见，难！以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江南乡试为例，应试秀才18236人，录取举人114人，通过率仅为0.62%，可见，真难！
令人咋舌的，还有考试成本。考试时间长达数天，考生需自备笔墨、蜡烛、食物；每场考试中途不得离场，只能在平均1.3平方米的号舍活动腿脚；古时交通不便，舟车劳顿，无论远赴省城的乡试，还是远赴京城的会试，其交通、住宿和饮食费用，加之时间成本，整体十分高昂。是故，底层贫苦读书人在三次落第之后，则难以为继，只能视若畏途，望而却步，不得不急流勇退，从此偃旗息鼓。
当然，古代科考难，还可以反推、反证。比如，历代屡考不中的历史名人、古圣先贤中，有李时珍、徐霞客、蒲松龄、罗隐、李白、杜甫、温庭筠、韩愈、李商隐、孟郊、归有光、曾国藩、左宗棠等，可谓数不胜数，也难以胜数。
以明朝中期散文家归有光为例，虽考中举人，但会试落第。后又“七赴春闱，皆不第”。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年近六十岁时得中进士，授长兴知县，毕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曾国藩在《曾国藩家书》中曾自述其七次落第经历，直言“每出闱场，如大病初愈”。出生于湖南小山村的左宗棠20岁考中举人，但赴京赶考三次均落榜。幸得林则徐、曾国藩等人赏识，获得提拔。左宗棠虽以举人入仕，后来仍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一起，被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可见，是金子总要放光，光芒藏也藏不住。
当然，也有更多的人，屡考屡败，屡败屡考，终其一生，仍是空悲切。广东顺德县曾出现从少年考到白头，最终仍是童生的“八十童生”的奇观。难怪有的人一旦榜上有名，竟魔怔了、疯癫了，如范进之辈。虽是小说家言，倒也说出来古代科考的苦辣酸甜。造化弄人，人生荣辱，职场贵贱，只在一考间。好在范进中举后，又考上进士，担任山东学道，最终还成为通政使，位列九卿之一。
尽管科考难，可寒门子弟从此可靠努力改变命运，用“知识改变命运”，毕竟可喜，可贺，可嘉。况且仕人比之百姓，有着天然的优越性。一旦考中秀才，即享有“国子监生”身份，可穿戴特定服饰，佩戴朝廷特许的腰牌；见官无需下跪，只需拱手行礼，不像草介须“磕头如捣蒜”。平头百姓若街头巷尾冲撞了秀才，还可能吃官司、挨板子。秀才虽每月领“廪膳银”二两左右，可足够一家三口吃上半个月，况且还享有免除“抽胥钱”、全家公粮和两个人的徭役等特权。当然，中了秀才，就有望中举人、中进士，一跃龙门身价百倍。那份荣耀、威仪、俸禄，可以说一荣俱荣，一路荣，一家荣，甚至荣及后代。
所以，归有光六十岁时还要考考考，成了进士，不只养老有了保障，连带家人亲朋脸上都有光。归有光，后官至南京太仆寺丞，参与编修《世宗实录》，人称“归太仆”。虽说病逝时，年仅六十六岁，但毕竟也过上了一段舒心的官宦生活。
□刘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