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时代在晋东的一个小山村度过，那里拥有北方农村典型的风俗民情。尤其是到了每年的年根儿，门里门外，一户农家一年要操持的所有事务都迎来了最后的高潮，忙碌和劳累成了大人们生活的日常。
进了腊月，年味儿一天浓过一天。喝过腊八粥后，人人心里都揣上了心事，尤其是各家的大人们，把年根儿的各种盘算全都写在了脸上，步履匆匆，连见面寒暄的话也俭省到“过年呀……”几个字。那个“呀”被拖得长长的，其中都心照不宣地糅合了年前即将忙碌的种种复杂滋味，以此抚慰彼此。
小孩子们除了应付期末考试，满心满眼就全是期盼和亢奋。他们扳着手指头数着日子，一天几次跑进厨房，不厌其烦地问“还有几天过年？”又密切关注着供销社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特别是自己决心到手的那几样，红红绿绿的摔炮，桔瓣样式桔子味道的糖果，带冰糖渣的大饼干……几乎每天都要光顾，瞄上几眼，口袋里的钢镚儿或者毛票攥得发烫。
腊月里的村庄，就像一锅热气腾腾的滚汤，翻涌着，咕噜咕噜冒泡儿。年货，是大人小孩共同期盼的。
写春联要用到的大红对纸，祭祀用到的灯火香烛，需更换的年画门神各路神像。没有换成玻璃门窗的人家，还要多买些毛头纸，雕花的或不雕花的木头窗棂擦洗得干干净净，调好面糊，仔仔细细用毛头纸把窗棂格子糊好。如果家里有巧手的女主人，再贴上她亲手剪的“喜鹊登梅”“年年有余”“富贵牡丹”等大红窗花，那真是别致极了！
全家人过年的新衣也赶快落实。要么抓紧找裁缝定做，要么上城里购买。有精明的主妇，甚至一入冬，就早早置办好了全家人的新衣，分门别类叠得板板正正，摞在大衣柜最上面一层的隔板上，静静地等着大年初一随主人一起精彩亮相！否则，接近年根儿，大概是无暇顾及了。
如果找裁缝定做，肯定比买现成的节省。一来家里有不少布料，二来量着身揣着意做的，就图个合合适适。为啥说布料多？因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村里红白大事，尤其是白事，人情往来鲜少上礼金。到事主家上礼，除了供奉的大馒头，主要就是一块布料。那时，供销社布料架上的各类货品大都靠这种途径出货。你若在过年时，看见街上某位男主人身上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十有八九是来自亲朋的“礼金”。
上城里购买的，清晨，邀约上几个相好的姐妹，坐上村子里通往市区的唯一一趟公共汽车，颠簸近两个小时，一下车，便直奔目的地——自由市场。为啥不是大商场？图个能讨价还价，物美价廉呗。要是带上家里的“小捣蛋鬼”，你咬着牙也得赶紧买上一个软糯香甜的稀罕面包，堵住那张随时准备撒泼耍赖的嘴巴。老人孩子的新衣放在首先。瞅准了决定了，几个妇女一起上阵和摊主你来我往、挑肥嫌瘦、欲买故走，好一出“合纵连横”……
穿的用的可以早早准备，吃喝的东西怎么也得置办在后面。那时候还没有电冰箱，要想食物保鲜不变质，全仰仗老天爷。蔬菜干果本就是自家农副产品，基本都齐备。要添置的也就是屈指可数的几样农家自产不了的。肉类像猪肉、鸡肉、羊肉，宰了自家的就行。再排队买上十来斤带鱼、山珍和海味，也算齐全了。记得那年，还另外多了一样——兔肉，弟弟养了半年多的大白兔，被拽出来揪着两个长耳朵朝脖颈处一击，成了新年餐桌上的一道“珍馐”。那个新年可真是“腊月玉兔肉正肥，小弟满脸横涕泪”。
记忆最深的还有小时候过年前帮着大人们扫家（我们管扫房子叫扫家），简直就是挥之不去的梦魇。扫家的日子，我们那里称作“天气”。在其中的某一个“天气”，天黑得四下还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姐弟五个就早早被父母从热腾腾的被窝里喊出来，动作迟的，可能免不了笤帚伺候几下。个个睡眼惺忪，无精打采，跟着大人们开始了一天声势浩大的扫家。
父亲和母亲是主力，爷爷奶奶和我们做配合。从第一间屋子开始，凡是能移出去的大小物件先全部搬运到屋外空地上，实在挪不了的，比如各种柜子、床、火炉等，能遮盖的就盖上。父亲便开始用事先绑好的长杆笤帚从屋顶到四壁，一点一点地仔细除尘。笤帚划过之处，积攒了一年的灰尘簌簌落下，呛得人直打喷嚏。墙上的旧年画、旧挂历这时候便结束了它们一年的使命，被揭下来等待分派新的用处。
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清理完屋顶和四壁后，再将柜子、床等擦干净，床底下也不放过。瘦小的我会“幸运”地被委以重任，钻到床下扫干净。不像奶奶的屋子，有火炕免除了这项“憋屈”的工序。不过，扫到床底时，总能有些意外收获，一年里不见踪影的一些小物件，诸如奶奶的线滚子，姐姐的香味橡皮，弟弟的破口玻璃球……都会神奇地重见天日，也算是辛劳之余的一点慰藉。
拖着疲惫的身体推开房门，每个屋子转上一遭，巨大的成就感还是会油然而生。尤其想到扫家结束，新年就真的要来临了，便带着甜甜的笑进入了梦乡。
□周兰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