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有》蒋方舟著 文汇出版社·新经典文化
以母女关系为蓝本的女性自我书写，有关东亚女儿们不可避免的命运——无论我们想要背叛母亲，还是想要崇拜母亲、重复母亲，她对我们的性格和人生的塑造，好像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她成年之后就一直往反方向奔跑，只为了逃离母亲为她规划的路线，现在她花了十几年，又回到了原点。蒋方舟迄今为止最重要作品，回望一个轰然驶过的年代，一段属于同代人的集体记忆切片。
这本小说最初构思时和现在的样子完全不同。
最早的缘起，是我在三十岁出头时，经历着对生育的恐惧。那时候身边的女性长辈总劝我生孩子，我一直是个（表面上）乖顺的人，又确实下不了“不婚不育保平安”的决心，所以总是含混过去，但内心怕得要死。
长辈看出我的犹豫，说：“别想那么多，稀里糊涂生了就好了，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可我无法稀里糊涂，我要弄明白。当想不清楚一件事，书写是最好的深入问题的方式。潜进我的恐惧，我才发现，原来我不信任自己的生活经验。我内心那种多年以来隐隐约约的失败感变得可见而汹涌：我可能活错了。
面对事业、两性、亲情、时代、自我，我可能都错了。
如果我自己都活错了，我怎么去引导我的下一代？如果我错了，错误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一边书写，一边沿着回忆溯溪而上，试图找到某个可以逆转人生的关键节点。我发现要理解此刻的我，须得理解我的母亲在我童年时的作用，而要理解她，须得理解她的母亲。不知不觉，我竟然一路走到了我母亲的童年。
小说的顺序可以分为文学的世界、现实的世界、男人的世界、女人的世界，这是我进入世界的顺序。
我最早关于世界的理解全部来自文学，在文学的温室里生活了十几年。直到去外地上了高中，才第一次意识到阶层的差距：原来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在教室食堂宿舍看起来一样的少男少女，未来也会过着截然不同的人生。文学世界那种“贫穷即高贵”“自由价更高”的天真，在我成年时轰然倒塌。
到了我大学毕业，进入公共媒体领域，发现那是一个由男性主导的世界，我得在其中寻求生存之道。在很多场合，我作为“年轻女性的视角”来提供一种多样性，功能类似于好莱坞大片里主角的少数族裔好友，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异样，只是想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到了三十岁，我才觉得自己终于进入一个女人的世界，我终于看懂女性创作者到底在表达什么。当我进入她们的世界，我不用去思考一个被认可的“年轻女性”是什么样的，而只用想：我是谁？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这些女性创作中，我很喜欢的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并且认为这部作品被很大程度地误解了。它现在通常被认为是一部爱情小说——简不卑不亢麻雀变凤凰，但我不这样想。简在遇到富有已婚的罗切斯特先生时那种复杂的自卑与恐惧，可一点都不甜。我把它看作是第一部女性成长小说，作者和主角齐头并进地成长。小说最初的标题是《简·爱：一部自传》，而我这部小说如果有副标题，应该是“一部虚构的自传”。
小说的女主角是我也不是我。
姜诺亚和我一样，都在不到七岁时，在母亲的“诱骗”下开始写作，在纸媒时代、古典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时代都是公众人物。她的性格也从我身上借取：敏感骄傲，也有虚荣软弱的一面。而她和我最大的不同，就是她在成年之后就放弃了写作。这是我一直难以释怀的自我想象。因为我在十八岁那一年和我妈爆发了剧烈的争吵，我认为我的人生都被她替我决定写作这件事毁了，我很想放弃写作，叛离她，所以我上大学时有意选择了新闻而非中文。但写作的惯性终究还是太大，我又一口气写到了现在。
如果我成年后不再写作了，人生会怎么样？写作是“人同时身在两处”的奢侈。我也认识很多和我一样年少时有着强烈而明确兴趣的人，在长大成人后就因为各种原因放弃了，走进了更被主流认可的人生——“你们都到生活里去了，生活里人口众多。”（顾城）所以我让我的女主角决绝地在十八岁时与我，与写作分道扬镳。
她会遇到什么？我没有任何预设和安排，让她在前面活，我在后面看，不做任何干涉，然后，我眼睁睁看着她被吞噬。
吞噬还是占有？后者恐怕更精确。
“占有”在小说中有着几层含义。最显性的当然是她的母女关系。在她小时候，她认为是母亲用自己未实现的人生理想在绑架和侵占她的人生，后来，她才意识到是自己占有了母亲的生命。母亲想让女儿独立成长，可一直无法放开手中的风筝线，母女俩始终与心底的“占有欲”对抗。小说里关于林爱竹生下姜诺亚之前的人生，部分情节来自我母亲的自传小说《永不原谅》，我看了那本书才理解了她，也明白了我自己。
第二重含义，则是女主角经历的两性关系。小说中的两性关系虽然是虚构的，但是主角的情感态度却有我的影子。我在年轻的时候，经常抱怨每一任男友对我管得太多，他们都有问题，直到我有一次看小说，里面有一句：“人们插手你的事也是因为你喜欢这样……你渴望被人插手。你就像真空，吸引着别人的干预。”（艾丽丝·默多克）我醍醐灌顶，原来本质是源于我的不自信，我不相信自己能全然独立地应对这个世界，所以主动让渡自己。女主角就这样一点点地被她的男友改变和蚕食。
还有一重更隐秘的占有关系，则存在于主角和时代。
十几年前，我曾在我的新书发布会上，讲我看过的一个“恐怖故事”，关于雪地上的阿拉斯加犬，因为缺乏坐标，它们经常转了一百八十度的方向还不自知。这就像是人以为依循着天性和本色前行，其实早已被时代悄然改变了路径，在被时代抛在荒郊野岭时回身，却发现早已找不到来时的路。
女主角从二十岁到三十岁的过程，就是在逐渐感受这种迷失与失重。她在时代浪潮下，让才能听命于消费社会，让叙事变成“卖故事”，人生也逐渐变成一种商品，服从于商业规则和流量密码。有传颂千年的诗歌，可是没有永垂不朽的消费品，当女主角被从大众媒体的货架拿下来的一刻，她发现自己的性格被“人设”取代，她的自我认识是外界决定的，她已经不知道自我应该、可以是什么样的。
我在女主角身后，急得团团转却无法施以援手，只能等她自己觉悟。我最大的痛苦，是目睹她对自己天赋的轻易否定与舍弃。在小说里，还在上高中的她说最讨厌看“人被错误地用掉”，上语文课讲到某某诗人“投笔从戎”都会难过，可她自己不也是任由自己被错误地用掉了吗？
我每每看作家传记，总会感慨相较于男性创作者，女性创作者发展和保卫天赋的过程真是惊心动魄，她们的天赋是多么容易被剥夺，被家庭、被误解、被污名、被外界审视、被自我怀疑，甚至被爱——我对母亲的需要就让她无法自由地发展自己的天赋。
当女主角最终带着不自信，怯怯地试图回到写作上，我简直松了一口气：呼！绕了好大一圈！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