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时代》许怡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机器无所不能，甚至比人类更优越。在这股看似不可阻挡的浪潮中，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许怡，深入智能制造和自动驾驶的产业一线。她以研究者与劳动者的双重身份，揭开了技术神话的另一面：机器并非中立，而是在社会建构中获得权威，并逐渐主导劳动过程。只有从各式各样的“机器迷思”中挣脱出来，才能唤起对一种更加公正、民主、以人为本的技术未来的想象。
并非所有的工人都对技术进步具有抵触情绪，或意图反抗机器的宰制。一部分工人对技术进步抱有乐观的态度，他们属于那类拥抱技术变革的人。事实上，抵制技术革新还是拥抱技术革新从来都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我们需要关注技术是怎样形成的，要拥抱什么样的技术以及抵制什么样的技术。有学者在一篇名为《什么时候工人应该拥抱或抵制新技术》的文章中指出，技术的实施效果往往由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共同决定，工人和工会可以通过早期介入技术开发和引入的过程，从而实现对工人有利的结果。很显然，如果是对工人有利的技术，工人们会选择拥抱它；反之，则抵制它。
本书探讨的自动化机器，尽管在许多方面对大多数工人不利，但依然有部分工人选择拥抱它们，他们希望通过不断学习与新技术相匹配的知识和技能，在技术进步的浪潮中实现向上流动。前文提到的舒然厂技术工人晓俊，正是一个相信技术赋能的典型例子。晓俊本身是一名工伤受害者，其受伤和维权的经历让他认识到资本对工人剥削，因此他对于同厂工人抵制机器的行为是同情和理解的，但这并不影响他选择拥抱新技术。
我与晓俊的第一次见面是在2017年5月。当时，我带着学生到向日葵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参访，晓俊和其他工友受邀与学生们分享和交流。彼时，他仍处于工伤康复期，交谈时常常刻意用另一只手遮掩自己受伤的手指，略显局促和不自在。通过那次分享活动，我了解了晓俊的第一段工作经历和工伤遭遇。
19岁时，晓俊从技校机电专业毕业，随后进入一家造船厂担任电工。造船厂的工作不仅辛苦，还伴随较高的安全风险。果然，不到两年，他便遭遇了工伤。那天，由于工厂赶进度、人手短缺，他被安排操作一台此前从未接触过的锚机，结果因操作不当，锚机上的钢板掉落，砸伤了他的左手食指。受伤后，主管让他到厂里的医务室处理，厂医谎称只是皮外伤，简单消毒包扎了事。后来伤口持续出血不止，主管才带他去区级医院就诊。医生告诉他伤势严重，需要磨骨后再行缝合，并且必须住院治疗。从未经历过这些的晓俊感到十分恐惧，担心自己会因此残疾。
不仅如此，受伤后，工厂主任还找他谈话，劝他不要申报工伤。
“私了”的话工厂会给他两万元。晓俊心里明白，工伤上报会影响管理层的绩效考核，也会给工厂带来一定的影响。没过多久，厂里又安排了班长和同事去医院探望晓俊，大家也都劝他不要把矛盾闹大。
“私了”算了。对此，晓俊感到很愤怒，对前来探望的班长说：“如果有一天躺在这里的是你，我劝你不要报工伤，而是‘私了’，你会怎么想？”班长被他说得哑口无言。后来，在向日葵社工的建议和帮助下，晓俊坚持让工厂上报工伤，最终被评定为十级伤残，并获得了相应的工伤待遇。
2018年8月，我再次见到晓俊。工伤康复期结束后，他便离开了造船厂——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对重工企业产生了心理阴影”。之后的半年，晓俊回了老家，尝试做了一些小生意，结果短短数月就亏了几万元，只好再次外出打工。24岁时，他应聘舒然厂工程部的技术岗位。该岗位的最低学历要求是大专，所幸晓俊过去几年一直在提升学历，参加了成人高考并即将获得大专文凭。也许是急于招揽技术人才，舒然厂通过了他的求职申请，尽管他在入职时距正式拿到学历证书还差五个月。
入职后，晓俊被派往工厂的机器人供应商处学习机器人的操作和调试，并取得了厂家颁发的机器人操作上岗证。工程部共有两名技术员，晓俊负责控制系统的维护，另一名技术员负责机器人调试，同时，他们还需要培训自动化生产部的机器人操作工，并在新设备引进时进行样品制作和调试。这份工作每月到手工资近7000元，比他在造船厂的月薪多了1000元到2000元。晓俊还计划参加专升本的考试，继续进行学历提升。厂里还许诺将来派他到英国参加学习培训，甚至有机会前往海外分厂教授当地工人技术。当时的他对未来充满信心，与人交流时也不再刻意隐藏自己残缺的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