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坐在窗边的老榆木椅子上，银针在指尖一闪一闪，线穿过红布发出细密的沙沙声。那是1987年的黄昏，槐花的香气从窗外飘进来，她正在为我缝制一个肚兜。
“妈，为什么要穿肚兜？”
她抬起头，推了推老花镜：“护住肚脐眼，就不容易生病了。”
那件红肚兜上，她用黄线绣了条蛇，眼睛圆溜溜的，和我属相一样。针脚细密匀称，像她做事一贯的样子——认真得近乎固执。后来我才知道，她给我哥哥姐姐的每个孩子都绣了属相肚兜，整整六个，排起来像十二生肖缺了几个。
木尺挂在墙上的铁钉上，已经磨得发亮。母亲不识字，却把尺子上的刻度记得分明。她给人裁衣量身，食指和中指夹着粉片，在布上画线时从不犹豫。“肩宽一尺二”，“腰围二尺六”，她说这些数字像唱歌。邻居魏婶总说：“刘婶婶量的衣服，比裁缝店还合身。”但她从不肯收钱。最多收两个鸡蛋，或一把新摘的青菜。
最让我难忘的是那个拍蝇板。普通的塑料板，她却在上面绣了花——粉荷绿叶，茎蔓缠绕。我说这哪舍得打苍蝇？她笑了：“美的东西，用着才小心。”果然，每次用完她都仔细擦拭，那绣花拍拍了三年苍蝇还鲜艳如新。她说这是跟我姥姥学的——再普通的日子，也要过得讲究。
她有个宝贝，用红布包了又包，里面装着一枚耳勺——广德义的银挖耳勺。花饰已经磨平了大半，但“广德义”三个字还清晰可见。这是她的嫁妆，从她奶奶传下来的。她说小时候，太奶奶常给他们兄弟姊妹掏耳朵，阳光从格子窗照进来，每个人都眯着眼，舒服得要睡着。“现在没人用这个喽，”她摩挲着银勺，“可看见它，就想起我娘。”
上海牌手表放在木匣子里，已经不走了，停在十点零八分。春蕾牌的她常戴，表蒙子磨花了，表带换过三次。她说这是父亲给她的聘礼之一。那些年，她听着这表的滴答声起床做饭，听着它赶去九龙服装厂，听着它等我们放学。时间在她腕上流走，黑发变成白发。
母亲不识字，却认得所有的野菜，知道什么节气该种什么菜，会讲许多老故事。她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缝衣服，针脚密实些，穿着才长久。”
去年整理遗物，我在她枕头下发现一个小布包——里面是六个孩子的肚兜样纸，每个都泛黄发脆，但保存完好。最大的是我外甥的，1971年；最小的是我儿子的，1993年。原来，她把对我们的牵挂，一针一线都缝了进去。
母亲节时，我把她的手表上了弦，指针重新走动起来。滴答声中，我忽然明白——母亲从未离开，她只是化作了时间本身，继续陪伴着我们，在每一个需要她的时刻。
那些老物件静默如初，就像母亲的爱，不喧哗，自有声。在漫长的岁月里，她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深爱，从来不需要响亮的口号，它藏在密密的针脚里，藏在精准的尺度间，藏在让平凡物件开出花来的心意中。
刘印军（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