浆面条这东西，现在怕是少有人家自己做了。街上虽有卖的，总觉着差些意思。
寒露那天，我与妻在小蜗牛菜市场瞥见个浆面条摊子，青花瓷盆里盛着稠糊糊的面条，酸香气直往鼻子里钻。我正要掏钱，妻拉我衣袖：“回家做罢，外头的浆面条不一定比自家做的醇厚。”说着便拣起袋浆水，又挑了些水灵灵的芹菜、红萝卜，还称了半斤新花生。
回家的路上，妻说起她奶奶做浆面条的诀窍：“浆水要选绿豆浆，酸中带甜才是正味。我奶奶那会儿，总用老瓦盆发酵，说陶器透气，浆水才活泛。”
厨房里顿时热闹起来。妻系上蓝布围裙，先和了一团面，说是要饧半个时辰。这边，芹菜摘叶切丁，红萝卜刨成细丝，花生米在铁锅里哗啦啦跳着舞。我看她忙得额角沁汗，要帮忙剥蒜，她摆手笑道：“你去写你的文章吧，厨房这事你插不上手。记得汪曾祺先生说过么？‘吃食一事，最讲究个专心’。”
这话倒让我想起汪曾祺写昆明吃食的旧文。回到书房，心却跟着厨房的动静飘远了——刀砧声、炒锅声，间或飘来一缕焦香，像是芝麻焙过了火。这光景，竟让我恍惚回到四十年前的煤矿家属院。
那时节，矿上人家虽不富裕，却在吃食上格外用心。母亲常念叨：“粗粮细做，野菜精做，才是过日子的道理。”秋深时，她不知从哪讨来半锅红薯粉浆，说要给我们做浆面条。我记得那日放学，刚进排房就闻见一股子酸香，像陈年的米醋遇上热油，醇厚里带着俏皮。
母亲在灶前忙活，大铁锅里咕嘟着灰白色的浆水。她将手擀面抖落着下锅，又撒进焯过的芝麻叶、红萝卜丝，最后点上几滴小磨香油。盛碗时，她特意在我碗底埋了个荷包蛋，笑说：“这是刘秀的御膳呢。”
原来这浆面条还有个典故。说是刘秀落难时，逃到怀庆府一户农家。那家妇人把仅有的干面条下到酸浆水里，又添了些野菜、杂豆。饿极的刘秀吃得满头大汗，连说这是“救命饭”。后来他做了皇帝，御厨怎么也做不出当年的味道。母亲说着，往我碗里添了勺辣椒油：“所以说啊，饥时饭最香，贫时情最真。”
正神游间，妻在厨房唤我：“面好了！”声音里透着得意。
青花碗里，浆面条稠嘟嘟的，芹菜丁碧绿，萝卜丝嫣红，花生米金黄，再淋上一勺红艳艳的辣椒油，煞是好看。先啜口汤，酸味柔柔地滑过舌面，后劲里泛着微甜；面条吸饱了浆汁，软中带韧；嚼到花生时，脆香突然迸出来，像在舌尖放了个小炮仗。
“如何？”妻眼巴巴望着我。
我想起袁枚《随园食单》里说：“粥饭本也，余皆末也。”便笑道：“这浆面条，恰似把粥饭精华都收在一处了。酸在口舌是明爽，甜在心间是余韵，好比……好比齐白石的画，墨色里有百般滋味。”
妻噗嗤笑了：“就你会说！不过确实，我奶奶传下的方子是要慢工出细活——浆水要发酵三天，面条要手擀，连花生都要手工褪衣，机器打的终归少些魂儿。”
窗外秋风乍起，屋里碗中热气袅袅。忽然觉得，这寻常吃食里，竟藏着中国人过日子的智慧。就像梁实秋先生说的：“吃一顿好饭，人生观都会改变。”浆面条的妙处，大约就在这酸酸甜甜的平衡里——既是味觉的调和，也是生活的禅意。
碗里的热气渐渐薄了，那层浆衣柔柔地覆着，与秋日午后的天光一般温润。吃着吃着，仿佛也把这份安详与知足，一同吃进肚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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