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那年的深秋，晨雾把乡中的青砖瓦房浸得发潮时，我背着半旧的帆布书包，踏进了初中的校门。学校在乡政府大院的对面，四面被矮山环绕，宿舍的土炕、教室的铁炉、食堂的大灶，全靠柴火烧着。
刚开学没半个月，校长就在操场上宣布：“下周日，全校男生上山打柴，每人保底50斤，多缴有奖励。”话音刚落，身边的同学就炸开了锅，有人愁眉苦脸地念叨“50斤怎么背得动啊”，我攥着书包带没说话——打柴这事儿，我打记事起就跟着父亲做，只是从前是为了家里的灶台，这次是为了学校。
打柴那天，天还没亮透，我们就排着队往山上去。班主任高老师走在队伍最前面，扛着一把磨得锃亮的柴刀，肩膀上挂着两个装水的绿色军用水壶。他回头看了看队伍里个头最矮的我，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猴小子，一会儿砍不动了就说，别硬撑。”我仰头朝他笑，露出两颗刚换不久的恒牙：“高老师，我在家能背60斤呢。”他愣了一下，随即笑着揉了揉我的头发：“好小子，有志气。”
山里的秋意比山下浓，枯黄的树叶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作响。我们分散在山坡上，镰刀和柴刀砍在树枝上的“咔嚓”声此起彼伏。我选了一片荆棘丛生的灌木丛——这种柴枝子干透了，火力旺，而且枝桠密，容易捆扎。我从书包里掏出父亲给磨得雪亮的柴刀，刀刃不算长，但很锋利。蹲下身，先把低矮的荆棘枝砍断，再踮着脚够高处的细树枝，断枝落在地上，带着新鲜的草木气息。
砍了约莫一个小时，身边的柴堆已经堆得比我还高。我直起身揉了揉腰，看见不远处的同学李明生正对着一捆柴发愁——他砍的柴太细，捆了好几次都散了。我走过去，教他把柴枝按粗细分层码好，绳子绕着柴捆打了个“猪蹄扣”。李明生挠着头说：“还是你厉害，我在家从没干过这活儿。”我没说话，只是帮他把柴捆扶起来——我知道，这些在他眼里“厉害”的本事，都是我在田埂上、山坳里，跟着父亲一点点学来的。
太阳爬到头顶时，高老师喊我们集合，该往回背柴了。我蹲下身，将柴捆挪到背上，双手抓住捆柴的麻绳，慢慢直起身。刚站起来的那一刻，肩膀像被压了块烧红的烙铁，疼得我龇牙咧嘴，但我咬着牙没吭声——父亲说过，背重东西不能猛起身，也不能喊重，一喊力气就泄了。我调整了一下姿势，让柴捆的重心尽量靠后，跟着队伍往山下走。山路比上山时难走，走了没多远，汗水就把秋衣浸透了，肩膀被麻绳勒得火辣辣地疼，我忍不住放慢了脚步，落在了队伍后面。“小白同学，要不要歇会儿？”高老师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手里拿着水壶。我摇了摇头，喘着气说：“不用，老师，我能行。”他看了看我背上的柴捆，又看了看我憋得通红的脸，没再多说，只是放慢脚步，陪在我身边。我们一前一后走着，山里很静，只有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和我粗重的呼吸声。“你这柴捆，看着不轻啊。”高老师突然说。我含糊地应了一声：“没称过，应该够50斤了。”其实我心里也没底，只觉得这柴捆比家里的那担水沉多了。好不容易挪到学校，操场上已经搭好了磅秤，负责过磅的是总务处的游老师。同学们排着队过磅，有人欢天喜地地喊“60斤”，有人垂头丧气地说“还差5斤”。轮到我时，我深吸一口气，把柴捆放上磅秤。老师弯腰看了看秤砣，又抬头看了看我，眼睛一下子睁大了：“好家伙，80斤！”
这话一出，周围的同学都围了过来，叽叽喳喳地议论：“他这么瘦，居然背了80斤？”“比他自己都重吧？”我站在磅秤旁，脸一下子红了，连忙挪开柴捆，揉了揉又酸又疼的肩膀。高老师走过来，伸出手，对着我竖起了大拇指：“小子，好样的！这么瘦弱的身板，背这么重的柴，不简单！”
那一刻，所有的疼痛仿佛都消失了。我看着高老师的大拇指，又看了看身边笑着鼓掌的同学，突然觉得鼻子酸酸的——我从没想过，这些习以为常的事，会在这里得到这样郑重的夸奖。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的土炕上，肩膀依旧隐隐作痛，但心里却暖暖的。那次打柴，我是全校初一学生里背得最多的，高老师在班会课上特意表扬了我。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12岁那年，深秋的山路上，那捆80斤的柴，还有高老师那句“好样的”，和他竖起的大拇指，是一个少年最珍贵的成长记忆。
白建平（岢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