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唤起了中华儿女空前的民族意识，也激发了文学领域的觉醒与抗争。众多文艺工作者们纷纷脱下长衫，走向民间，一场裹挟着泥土气息的群众性文艺创作浪潮，正在悄然涌动。
赵树理，正是这潮声中躬身前行的一员，他怀揣着“文摊文学家”的理想，用极其质朴的语言勾勒出新农民、新农村、新社会的时代愿景。1943年，他创作的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就是其践行文艺民族化、大众化方向的代表作。
小说以追求婚姻自主为主题。在刘家峧这个封闭的小山坳，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一对青年男女小二黑与小芹情投意合，却遭遇了重重阻挠。开篇先交代了两个“神仙”父母，小二黑的父亲二诸葛和小芹的母亲三仙姑。当时，边区部分群众已逐渐摆脱对灵异神巫的迷信，所以他们“不宜栽种”和“米烂了”的典故令人啼笑皆非。而在子女婚姻的问题上，这对父母暴露出的封建观念尤为顽固。二诸葛以“命相相克”“生辰不合”为由，粗暴干涉儿子的感情。他还自作主张为儿子收养童养媳，完全无视小二黑内心的痛苦与渴望。三仙姑的表现则更为荒唐。作为母亲，她竟因嫉妒与女儿争风吃醋，还为了一点钱财，草草定下女儿的婚事。
尽管根据地于1942年颁布了婚姻法，但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仍阻碍政策真正地深入农村。在小说里，我们能清晰看到，延续千年的陈规陋习压抑着农村青年对青春与爱情的美好向往。小二黑和小芹的身上虽然有旧思想的烙印，但他们面对婚姻自由的追求，并没有退缩屈服，而是去勇敢的据理力争。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恰恰反映了社会转型期新旧思想的激烈碰撞。
故事继续，小二黑的“婚”可真不好结，除了封建家庭的阻挠，更遭遇恶势力的刁难。金旺、兴旺兄弟，身为刘家峧武委会主任和村政委员，在村里有着很大的势力，横行霸道、公权私用。金旺垂涎小芹的美貌，在遭到小芹义正言辞的拒绝后，便怀恨在心，他指使兴旺对小二黑进行“斗争”，又唆使自家媳妇去“斗争”小芹，甚至恶意抓捕小二黑。当兄弟俩得知小芹与二黑在大窑商量退婚之事时，他们气势汹汹地前去“拿双”，而后强行将二人绑送区公所。围观的村民虽愤懑不平，却无人敢言。幸运的是，在区公所，区长早已掌握金旺兄弟横行乡里的种种恶行，他依据新颁布的法律，果断为小二黑和小芹主持公道。这一正义裁决，点燃了村民心底的良知和勇气，大家纷纷站出来揭发金旺兄弟的罪行。而二诸葛低声下气地求区长“恩典恩典”、三仙姑撒泼装疯的行径，却在新秩序的阳光下显得可笑与荒唐。
经过这场风波，村民们深受教育，二诸葛与三仙姑也在事实面前幡然悔悟。在新生政权的支持下，小二黑和小芹终于如愿完婚，并与父母和解，成为“村里第一对好夫妻”，也为新时代的乡村婚恋树立了榜样。
《小二黑结婚》展现了一个抗战时期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时代图景：随着新思想的传播，法治开始匡正人治，以“区长”为代表的新观念、新力量，正深刻地影响并重塑着中国农村的运行逻辑。在这一进程中，小二黑、小芹等个体的觉醒汇聚成强大的力量，最终冲破了封建的重重压制。这一切，都在赵树理朴实而深刻的叙述中徐徐展开。从中我们看到科学、民主、法治、自主这些现代元素，共同勾勒出赵树理对新农村、新社会理想的初步描绘，正是这样具有前瞻性的创作视角，使得《小二黑结婚》超越了单纯的文学意义，其承载的社会意义至今仍引人深思。
值得一提的是，在艺术形式上，赵树理开创了独特的“新评书体小说”。这种文体，注重故事的完整性和连贯性，线索清晰，首尾呼应，善恶有报，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审美习惯。尤其是唠家常般亲切的语言，鲜活生动、通俗易懂，极易与普通农民产生共鸣。同时，小说运用白描手法，避免冗长的心理描写或抒情写景，使叙事简洁而明快。这种大众化的创作风格，既保留了民间文学的生动性，又承载了思想启蒙的功能，真正实现了“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艺术追求。
而人物的塑造也是这部作品的一大亮点。小二黑和小芹的形象面目清新、别具个性，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创新之作。他们和20世纪初启蒙文学里的人物截然不同：既不同于鲁迅笔下揭示国民劣根性的阿Q、闰土等，也有别于巴金《家》中只能以“出走”来抗争的觉慧。小二黑和小芹不仅敢于追求自由恋爱，充满勇气和淳朴的特质，更坚定地相信政府力量，在法治力量的庇佑下走向了新社会。也正因他们的存在，为读者展现出当时农村社会变革的曙光。此外，小说“中间人物”的塑造非常出色。二诸葛和三仙姑的形象夸张却不失真，生动诠释了“旧农村”的复杂性，这些看似荒唐的言行背后，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典型的精神状态。
《小二黑结婚》如同一面映照时代的镜子，新旧思想交锋、个体觉醒与社会进步图景的呈现，都和那个时代一起，发人深省。而赵树理以其扎根乡土的创作姿态，让文学真正走进了农民的心坎里，也穿越至今，走进了当代每一个读者的心灵深处。
吴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