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亲朋好友之间赠送礼物，是一件很平常随意的事情，不管是出差还是旅游，都可以捎带点小礼物回来以表心意。但在三千多年前的周朝，你若想送份礼物，可不像今天这样简单随意——在那个礼乐昌明的时代，就连最普通的相见问候，都有一套精妙的礼仪体系，更别提送礼物了。
周王朝将贵族分成不同的等级，自天子以下，王朝贵族分为公卿、大夫、士三级，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不同身份的人，该送什么礼，该如何行礼，都有严格规定，错不得分毫。
儒家经典《仪礼》记载，西周贵族之间拜访，必须带着特定的礼物，称为“挚”，来表达求见的诚挚之情。但带什么礼物，可不是随心所欲的。
据《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禽作六挚，以等诸臣。”原来，周朝官方将见面礼分为六等，不同的身份使用不同的礼物。卿相见，要执“羔”，也就是小羊——羔羊群而不党，象征卿大夫洁身自爱、忠于君王的美德；大夫相见，要执“雁”——大雁飞行时秩序井然，代表着大夫们知进退、守纪律。哪怕是最低等级的贵族、士，相见时也必须“捧挚求见”，而他们的礼物是“雉”，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野鸡，具体是指羽毛艳丽的锦鸡。
为什么选择雉呢？古人认为雉不为食物所引诱，不为威胁所屈服，如同士族守节、死义的品格，是气节的象征。可见在周朝，礼物不是随意挑选的，每一种礼物都象征着不同的身份和品格，同时也是等级关系最直观的体现。
礼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是人际交往的重要媒介，然而送礼时，可不是简单地把礼物送到对方手中，它可是有着一套极为繁琐的流程和规范。
客人到达主人家门后，并不能直接说想见主人，而要通过传话：“我一直想来拜见，但无缘相见。今天某人以您的命令让我来见您。”
主人也不能直接说愿意见面，而要回答：“某人也曾命我去见您，可您今天屈尊先来，令我很不好意思，还是请您先回家，我随即到尊府拜访。”
这样的对话通常要反复多次，主客双方围绕“相见”和“收礼”进行三轮以上的谦让，直到主人答应收礼物为止。
光有“对的礼”还不够，送礼流程更要守“辞让之礼”。因为就连谈话时的眼神都有严格规定。如果是和爵位较高的人说话，要先看他的面部，谈话到一半时再看他的胸部，谈话将结束时，再看他的面部。
不得不说，想要送个礼物表达心意，可谓处处是学问。
周礼虽“礼不下庶人”，却也深深影响了民间送礼习俗。与贵族“辨等级、明贵贱”不同，民间送礼更重宗族亲情、邻里互助，礼物多是日常之物，既实用又含寓意。
晚辈拜见尊敬的长辈，或请托他人办事时，常以“束脩”为礼，以示敬意。“束脩”，也就是十条干肉——这不仅是孔子收取“学费”的标准，在民间，它也是一种常见的、较为郑重的见面礼。因为干肉便于长期保存，且在周代属于“中等价值、普适性强”的物品，既显郑重又不突兀，因此成为民间通用礼。
倘若亲朋好友、乡亲邻里家生了娃，贺喜送礼还有“性别专属”——生了男孩，称为“弄璋之喜”，亲友可能会送玉璋（石质或玉质）的仿制品，希望他将来有玉一样的品德，成为君子；生了女孩，称为“弄瓦之喜”，亲友可能会送纺锤之类的玩具，期望她将来善于持家。这一习俗在《诗经·小雅·斯干》中可是早有记载：“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
周朝民间送礼的讲究，没有贵族礼仪那般繁琐刻板，却更加生动，更加充满人情味。或许他们知道：礼物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价格标签，而在于其中蕴含的真情实意与相互尊重——毕竟物物交换的不仅仅是物品本身，还包括人的部分情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诗经·卫风·木瓜》中的这句诗，完美诠释了民间人际交往的准则。礼物本身价值未必对等，但情意必须对等。你送我一个木桃（普通水果），我回赠你一块美玉，看重的是你对我那份厚重的情意。因此无论是束脩还是木瓜，礼物的核心是其承载的美好寓意。于是，通过物与物的交换，实现了情与情的联结，最终达到睦邻里、厚风俗的目的。
不可否认，无论是贵族还是民间，周朝的礼物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朝建立的礼乐文明，使中国人的视野更多地由神转向人、转向礼仪，中国从此真正地成为礼仪之邦。更重要的是，周代礼物文化中蕴含的礼尚往来精神，早已融入中国人的血脉。《礼记·曲礼》说：“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这种互相尊重、有来有往的观念，至今仍是中国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
虽然周朝繁琐的礼节在后世逐渐简化，但其传达的互相尊重、诚挚礼让、友好和谐的情感态度，仍然值得我们传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以诚相待、以礼相待，始终是人际交往的真谛。所以下次当你准备礼物时，不妨想想——你的礼物，是否也承载着这样的心意呢？
□马中命